一九〇四年七月十五日深夜，德國療養地巴登韋勒。

與死亡之神已打了數次交道的契訶夫，躺在柔軟舒適的病榻上，聽著窗外潮濕的空氣流過樹林時發出的細弱聲響。“德意志的寂靜”濃厚地包圍著這位異鄉客。他終於聽到了生命樂章的最後一個音符，正從黑暗的遠方飄忽而來。他將臉側過來，以極其平靜而嚴肅的語調對他的德國醫生說：我要死了。

醫生讓人打開了一瓶香檳酒。

契訶夫接過杯子，望著妻子——莫斯科藝術劇院最出色的演員克尼碧爾，微笑道：“我好久沒有喝香檳酒了……”說罷，將杯中酒慢慢飲盡，然後側身躺了下去……

天還未放亮，一只精靈似的黑蛾從窗外飛進屋裏，然後在契訶夫遺體的周圍，沒有一絲聲息地飛動著……

幾天後，他的遺體運回俄國。

遺體運回時的情狀，就像是一篇絕妙的“契訶夫式”的小說：到火車站去迎接他靈柩的親朋好友，在一個軍樂隊的演奏聲中，卻竟然找不到他的靈柩——那個莊嚴肅穆的軍樂隊，原來是用來迎接同車到達的一個將軍的靈柩的。一陣忙亂之後，人們才好不容易地找到了契訶夫的靈柩——他的靈柩居然混放在一節赫然寫著“牡蠣”的車廂裏。事後，高爾基憤怒地寫道：“車廂上骯臟的綠色字跡，就像那些得意洋洋的凡夫俗子在精疲力竭的敵人面前放聲狂笑。”

這最終一幕，再度印證了契訶夫的那些諷刺性作品所具有的極度真實性。

我們必須記住契訶夫是個醫生。正是因為這個世界上有一個叫契訶夫的醫生，才會有這樣一個叫契訶夫的作家。

許多作家都曾與醫學有過關系。中國的魯迅就是一例。“醫學與文學”應當是一個有趣的題目，然而很少有人意識到這是一個題目——這也是可以作為一個題目的。契訶夫的文學肯定與醫學有某些隱秘的關系。這倒不是因為他的不少作品寫了與醫生、醫院、病人有關的故事，而是他在從事文學創作時，顯示了他從醫時養就的品質、習氣以及如何看待、對付這個世界的方式。

契訶夫還是一個很有聲譽的醫生。那座設在巴勃金諾、掛有“契訶夫醫師”招牌的診所，曾在“至少十五俄裏”的範圍內，家喻戶曉。他一生都似乎很熱愛他的這份職業，他願意聆聽病人的連綿不斷的呻吟，他聞慣了苦澀的藥香，他對自己開出的別出心裁的藥方，其洋洋得意的程度並不在他寫出一篇不同凡響的小說之下。而一個病人痛苦的解除給他所帶來的快意，也絕不在一篇作品發表後而廣受讚譽所帶來的快意之下。對於醫學，他一生鐘愛。

出於一個醫生的職業眼光，契訶夫面對社會時，極容易將其看成是一個“病者”。他一生的文學創作，可以說，幾乎都是揭露性與批判性的。他的手指似乎時刻扣在扳機上。今天的學者們在分析契訶夫作品時，都顯出一番駕輕就熟的神氣，毫不遲疑地將契訶夫作品的這些精神歸結為他所處在的那個俄國社會是一個病入膏肓、不可救藥的社會。他們從不作假設：如果這個當醫生的契訶夫生活在當下隨便哪一個社會，還會不會是那樣一個銳利的、刻薄的、無情的作家契訶夫？而我的回答是十分肯定的：契訶夫即使在當下，也還是那樣一個契訶夫。

醫生的職業，無形之中幫他完成了對“作家”這一概念最本質之含義的理解：作家，從根本上來說，就是批判性的。一部世界文學史，我們看得再明白不過了：那些被我們所推崇、所敬仰、被我們冠以“偉大”字眼的作家，都不是社會的頌者。他們所承當的角色是尷尬的、孤獨的、充滿了挑戰意味的。他們送走了一個又一個他們所不喜歡的時代，迎來了一個又一個他們所希望的時代，而這一個又一個的“希望的時代”，其實並不是他們的時代，因為新的一代作家很快替代了他們而成為主流。事情意味深長：新一代作家，又宿命般地接受了先人的命運，又成了尷尬的、孤獨的、充滿了挑戰意味的角色。他們依然又將社會看成了一個病者。社會在文學中總是一個病者。

我們可以將契訶夫的態度看成是對一個政治制度的態度，但，僅僅看到這一點，顯然離契訶夫的境界還很遙遠。他這樣的人，其實無論生活在哪一種政治制度之下，也會是這樣的一番態度的。他的病者，是社會，而並不是制度，或者說不僅僅是制度。就人類社會而言，它無論在何種形態的制度之下，都不可能是一個十足的健康者。人類社會的文明進程，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它是一個病者的形象。契訶夫筆下的社會，是十九世紀的俄國社會。然而，一百多年過去之後，我們今天再來面對任何一個社會時，我們都將必須老老實實地承認：契訶夫筆下的若干社會病態依然存在。而那個社會造成的種種畸形人物——如“變色龍”、如惶惶不安的小公務員、如將自己裝在套中的別裏科夫，依然就在我們身旁走動——我們又在哪一刻能不再聽到他們的鼻息聲？

執政者都喜歡與之共在的作家是那個社會的頌者，而當一些作家不願成為頌者時，就又很容易地將他們簡單地看做是制度的不合作者。一種緊張關系便在不知不覺中產生了，而這種緊張關系的解除，要麽寄托於執政者的開明、對作家之職能的深度理解，要麽就是放棄作家的立場、犧牲文學的本性。生活於中國的又一位醫生魯迅，今天已被反覆解釋為他是他那個社會的投槍與匕首。但我們想過沒有：如果這位醫生沒有英年早逝，情況又將如何？他面對的社會——那個病者，就會在他眼中於一天早晨霍然一躍而有了絕對無恙的強健體魄了嗎？魯迅的早逝，對一個民族來講，無疑是一大哀事，但對於他個人而言，卻未必不是一件幸事。

契訶夫是非要將社會看成病者不可的，因為他是個醫生。醫生眼裏只有病者。從某種意義上講，醫學與文學的職能是一致的。魯迅當年棄醫從文，但在實質性的一點上，二者卻有著相同的本意：療治。

契訶夫還看出了這個社會具有反諷意味的一點：病者將非病者看成為病者。他在他的《第六病室》中向我們揭示了這一點。那個有良心的醫生拉庚，看出了被關在第六病室中的“瘋子”恰恰是一個具有理想的人，而與他開始了一種越來越親密的關系。結局卻是：他也被當成瘋子送進了第六病室。當一個社會已分不清誰是真正的病者時，那麽，這個社會也就確實病得不輕了。

我們在閱讀契訶夫的作品時，總要不時地想到一個單詞：耐心。

像契訶夫這樣有耐心的作家，我以為是不多的。他在面對世界時，總要比我們多獲得若干信息。我們與他相比，一個個都顯得粗枝大葉。我們對世界的觀察，總是顯得有點不耐煩，只滿足於一個大概的印象，世界在我們的視野中一滑而過，我們總是說不出太多的關於這個世界的細節。契訶夫的耐心是無限度的，因此契訶夫的世界，是一個被得到充分閱讀的世界。而這份耐心的生成，同樣與他的醫生職業有關。

作為醫生，他必須擁有兩大品質：膽大、心細。若膽大，不心細，則會出大差錯，而人命關天的事是不可出一點差錯的。心細，膽不大，則又不會在醫術上有大手筆。作為醫生的契訶夫，似乎一生都在為這兩大品質而修煉自己。

耐心，成了他職業的習慣。

他的這一習慣，很自然地流注到了文學對存在的觀察與描寫上。他的馬車行走在草原上，遠遠地見到了一架風車。那風車越來越大，他看到了兩個翼片。他居然注意到了，一個翼片舊了，打了補丁，而另一個是前不久用新木料做成的，在太陽底下亮閃閃的。他注視著一個女人，發現這個女人臉上的皮膚竟然不夠用，睜眼的時候必須把嘴閉上，而張嘴的時候必須將眼睛閉上。他一旁打量著一個“留著胡子的”中學生，發現他為了炫耀自己，很可笑地跛著一只腳走路。……契訶夫的作品給後世的作家留下一個寶貴的觀察方式：凝視。

凝視之後，再凝思，這就有了契訶夫，就有了世界文學史上的華采一章。

中醫講“望、聞、問、切”，“望”為首，凝視就是“望”。

文學界的高手，高就高在他比一般人有耐心。文學中的那些好看的字面，好看也就好看在由那份耐心而獲得的細微描寫上。在魯迅寫阿Q與王胡比賽捉虱子時，我們見到了這份耐心：“他很想尋一兩個大的，然而竟沒有，好容易才捉到一個中的，恨恨的塞在厚嘴唇裏，狠命一咬，劈的一聲，又不及王胡響。”在加繆去寫一只蒼蠅時，我們又見到了這份耐心：“長途汽車的窗戶關著，一只瘦小的蒼蠅在裏面飛來飛去，已經有一會工夫了。……每當有一陣風挾著沙子打得窗子沙沙響時，那只蒼蠅就打一個哆嗦。”……

契訶夫絕對是一個高手。

“冷酷無情”，這是我們在閱讀契訶夫作品時會經常有的感覺。偉大的醫生，必定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必定有著一番博大的悲憫情懷。然而，這種職業又造就了一種不動聲色、不感情用事的“冷漠”態度。後來的人談到契訶夫的敘事態度，十有八九都會提到契訶夫的冷峻，殊不知，這份冷峻絕對是一種醫生式的冷峻——這種文學態度，與從醫養就的心性有關。他讓高爾基少用一些感情色彩濃厚的形容詞，而對與他關系有點曖昧的一位女作家，他說得更為具體：“當你描寫不幸的、倒黴的人們，並想打動讀者，你應當表現得冷靜一些：這樣才能勾畫出不幸的背景，從而更好地突出這種不幸。而你卻在主人公們流淚的時候，跟著他們一起嘆息。是的，應該冷靜些。”

契訶夫也曾對他的醫生職業有過疑惑。他對一位羨慕他一身二任的作家說：“相反，醫學妨礙了我醉心於自由藝術……”

然而，從現在看，這種妨礙卻是成全了作家契訶夫。冷靜、節制、犀利、入木三分的透視……所有這一切，反而比沖動、散漫、無邊無際的自由，更容易成為造就一個偉大作家的條件。

最終，契訶夫說，醫學是他的“發妻”，而文學則是他的“情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