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認，我想要建造我自己的莎士比亞，認定他是一個原子論者，但是我也知道這有膽大妄為之嫌。在現代世界上，第一位明確地對變幻莫測宇宙提出原子論概念的作家是在若干年後在法國被發現的，這就是西拉諾·德·貝熱拉克（Cyrano de Bergerac）。…

還有，對於他來說，在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事物之間，都有一種本質上的可比擬性，與權力和價值觀的任何等級觀對立。如果說盧克萊修的世界是由不變的原子組成，那麽，奧維德的世界則由規定著萬物——無論是植物、動物或者是人——的多樣性的品質、屬性和形式組成。但這些不過是一個單一的共同本質的外在表象而已；這本質一旦被潛在的情緒激發，就會成為與其絕不相同的現象。

奧維德正是遵循了一種形體向另外一種轉化的延續性，才表現出他無以倫比的才華。他講了一個女人如何意識到自己正在變成一棵忘憂樹的故事：她的兩只腳深深地植入土地中，一層柔軟的樹皮漸漸向上擴展，裹起她的大腿，她擡起手梳理頭發， 發現手臂長滿樹葉。他還談到阿拉奇納（Arachne）的手指；阿拉奇納是梳紡羊毛、旋轉紡子、穿針引線進行刺繡的專家。在某一個時刻，我們看到阿拉奇納的手指漸漸延長，變成纖細的蜘蛛腿，開始織起蛛網來。…

在第一講裏，我要談談輕與重之間的對立；側重於對輕lightness的價值判斷。這並不是說我認為重的價值較少引人入勝，而僅僅是因為，對前者我有更多的話可說。

寫了四十年小說，探索過各種道路和作過多種實驗之後，應該是我尋求自己畢生事業的總體定義的時候了。我想指出：我的寫作方法一直涉及減少沈重。我一向致力於減少沈重感：人的沈重感，天體的沈重感，城市的沈重感；首先，我一向致力於減少故事結構和語言的沈重感。

在這一講中，我要嘗試向我自己一一還有諸位一一解釋清楚，我何以認為輕是一種價值而並非缺陷，指出在哪些過往的作品中我發現對輕的理想，並且表明現在我把這種價值放置在何處，又如何將其投射於未來。…

本文是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格非於2016年1月10日晚在“人文清華”講壇上所作的演講，格非在演講中分享了他近年來對於文學時空觀的思考。

非常感謝邱勇校長的致辭，也非常感謝今天到場的各位老師和同學，在這樣一個寒冬的晚上，來到新清華學堂聽我的演講。

 我演講題目是：重返時間的河流。原來還有一個副標題，叫“文學時空觀的演變及其意義”。所以我們今天討論的一個中心問題，是關於文學的時空關系。大家都知道，文學的時空觀，不光是對文學創作，對於文學研究來講，也是一個核心的問題。我自己也沒有把握，能夠在五十分鐘或一個小時的時間以內，把這樣一個覆雜的問題講清楚。為了避免我們一開始就陷入枯燥乏味，我還是從一個具體的個案切入。…

讓我們先提出一些定義。

 一、經典作品是那些你經常聽人家說“我正在重讀……”而不是“我正在讀……”的書。

 至少對那些被視為“博學”的人是如此；它不適用於年輕人，因為他們處於這樣一種年齡： 他們接觸世界和接觸成為世界的一部分的經典作品之所以重要，恰恰是因為這是他們的最初接觸。

 代表反覆的“重”，放在動詞“讀”之前，對某些恥於承認未讀過某部名著的人來說，可能代表著一種小小的虛偽。為了讓他們放心，只要指出這點就夠了，也即無論一個人在性格形成期閱讀多麽廣泛，總還會有眾多的重要作品未讀。…

我們可以說，幾個世紀以來，文學中有兩種對立的傾向互相競爭：一種傾向致力於把語言變為一種像雲朵一樣，或者說得更好一點，像纖細的塵埃一樣，或者說得再好一點，磁場中磁力線一樣盤旋於物外的某種毫無重量的因素。另外一種傾向則致力於給予語言以沈重感、密度和事物、軀體和感受的具體性。在意大利文學——實際上是歐洲文學的初期，第一種傾向就已經由卡瓦爾康蒂開創，而第二種則由但丁開始。對比在總體上是成立的，但是需要繁覆的分析，因為但丁的寫作極為豐富，他又多才多藝得超凡絕倫。但丁的一首充溢著最為懇切輕松感的十四行詩（《吉多，我願你、拉波和我》（Guido, i'vorrei che tu e Lapo ed…

《讀者時代》，謝謝張大春，這一書名是他幫忙取的，前面一半“讀者”二字我認，後面一半的“時代”二字卻從來不是我們這樣的人所能左右的，盡管多年以來我們不懈的召喚它，總想讓它變得更好、更公義也更豐饒。——這裏，我抄一段卡爾維諾的話，或更正確的說，他《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書中那位理智又美麗的魯德米拉講的話：“有一條界線是這樣的：線的一邊是制造書的人，另一邊則是閱讀者。我想待在閱讀者當中，因此總小心翼翼的留在界線的這一邊，不能的話，閱讀的純粹樂趣會消失，或至少會變成其他東西，那不是我想要的。這界線是暫時性的，而且逐漸有被抹拭掉的趨向，專業性處理書籍的人的世界是越來越擁擠了，並有和讀者的世界合二為一的趨向。當然，讀者人數的在日益增多，但用書籍來生產書籍的人數似乎要比純粹愛看書的人增長得快。我知道，我即使是偶然一次，例外的越過界限，也有危險，會被卷進這股越來越升高的浪潮；因此，我拒絕踏入出版社，即使只是一會兒功夫而已。”…

“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陶淵明：《五柳先生傳》）。這是我的讀書觀。一個學者一生要讀各種各樣的書，不是讀什麽書都要做到甚解。小時候讀《三國演義》，很多地方讀不懂，但還愛看，因為就想知道故事的大概。長大了再讀《三國演義》也還有不懂的地方，只是想知道它和《三國志》所載有些什麽不同罷了。因為我並不想作研究《三國演義》的專家。後來我進了北京大學哲學系，再後來當了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我讀書、教書，還是信守“好讀書，不求甚解”的信條。研究哲學，特別是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家有那麽多書，每本書、每句話，都要求“甚解”，可能嗎？…

從某種意義上說，當代電影理論是20世紀最後一次歐洲革命——1968年“五月風暴”的精神之子。事實上，作為一次為理想憧憬所燃燒的、為幾近絕望的激情所鼓舞的革命，其失敗給歐洲左翼知識分子所造成的創傷與幻滅，不締於一次朝向深淵的跌落。一如1968年的戛納電影節首映式在“五月風暴”的席卷之下灰暗而倉惶地落下了帷幕，似乎預示著一個革命時代的到來；但時隔一年，戛納再一次於紅男綠女、歌舞升平之中揭幕。對於法國和歐洲說來，革命曾到來，革命已逝去。似乎除了更深切的絕望，一切都不曾改變。…

 （12月4日，由人民文學雜志社、北京語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主辦的“表述中國：《人民文學》外文版跨文化傳播的新視野”論壇在北京舉行。此文整理自戴錦華教授在會上的發言，未經發言人審定。）…

編者按：12月3日，2014年騰訊網冬季思享會“中國說”活動在北京舉行，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教授戴錦華，就“全球化下的中國電影文化自覺”發表主題演講。她認為，盡管中國元素在好萊塢電影中無處不在，但這些符號並沒有文化的意味，也不意味著可以相信中國崛起了。事實上，這些包含中國元素的電影都有中國資本的影子，可以說電影中的“中國形象”是花錢買來的。好萊塢敬的是人民幣，也不是中國人。中國電影的現在暴露了中國文化的中空問題，經常性的“反認他鄉為故鄉”，實際上是文化的自我放逐。

我想講三個自己的經驗，剛好都是兩年前的。前兩個是我同事遇到的，讓我覺得和今天中國電影所謂的文化自覺、中國故事以及在世界電影中的中國形象，似乎有某種聯系。…

西湖裏面的真正的奧妙，不在於風景，而在於它的人文的底蘊——它與歷史事件、歷史故事的聯絡，你隨便走到一個地方，你都能知道，這是白居易，這是蘇東坡，這是蘇小小，這是秋瑾，這是放鶴亭……充滿了大量的典故。你到西湖裏面，你突然可以穿越時空，和多少年來流淌下來的時間——你看不見的時間——發生聯系。這是西湖最美的，東湖不具備的。那麽這些東西呢，我覺得在中國的繪畫史（包括所謂的自然風光）裏，物像實際上是意象。柄谷行人在他的著作裏面也說到過，他說我們很多人都忘掉了，真正意義上的自然風景被發明出來，不過是兩三百年的事情。過去呢，純粹意義上的自然風景，我們不能說它不存在，但它沒有單獨的意義。所以中國人喜歡的是名勝，大家註意，不是風景。現在很多地方出現了很多新的所謂的名勝，還是要不斷的去給它講故事，要賦予它歷史感，對不對？這裏我講到的，是從繪畫史或者我們日常生活中可以感受到的變化。

 我們再回到文學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