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所說的具體，當然不是說經驗研究，而是指胡塞爾的「自我」概念的變化。「自我」這時並不是一個沒有規定、缺少內容的自我，而是按照意義(Sinn)成為一個變易過程，它存在於過去意義的結果中，同時通過自己的行為與未來的意義發生關係。這樣的自我並不是實體，而是先驗意義上的「單子」(Monade)。每一個作為「單子」的自我，都讓自己成為獨立的個體，並且與其他作為「單子」的自我相區分，而不論是否與其他自我有結構上的共同性。[3]這時，胡塞爾已經看到，自我有歷史，自我雖然作為自己的歷史而存在，但自我在時間上有其依賴性。胡塞爾還看到，自我是被包圍在世界史之中的，因此應當注意自我與其他自我的交往的共同體。[4]此時，胡塞爾就直接面對自我與其他自我（Ego und Alterego）的關係問題，即主體間性…

1905年以後，狄爾泰在論證精神科學的客觀有效性時，專門討論了知識的結構關聯，他的論述，無論是在方法上，還是在術語上，都顯然帶有胡塞爾《邏輯研究》的烙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狄爾泰在這時把胡塞爾關於行為的客觀化思想視為他自己努力探索的結構研究的基礎，並且還想把胡塞爾的方法更廣泛地應用在感覺和欲求現象的研究上。由此來看，胡塞爾的現象學方法似乎可以滿足狄爾泰研究的要求，對他而言，這些方法是現成的，既然可以信手拈來，何樂而不為。所以，他在後來撰寫《精神科學中的歷史世界的建構》時再次應用了現象學的方法。…

第二，闡述建立描述和分析心理學的重要根據。在狄爾泰看來，傳統的人文科學缺少的就是象自然科學中那種通過方法論的構造而獲得一個系統的關聯。盡管在生活實踐中存在著這種聯系的可能性，但卻一直沒有形成一個與邏輯結構相符合的人文科學的整體聯系。狄爾泰已經清楚地認識到歷史學和其他人文學科的局限——它們都不可能創造一個與社會和歷史相合乎的整體關聯。



這時，狄爾泰就把希望寄托在新興的心理學那里，因為如果心理學能夠澄清生命是一種體驗，是一種在本原上的關聯，並且使之提升為一個明確的認識，那麼，這樣的心理學就應當能夠幫助他所建立的精神科學突破原來的人文科學的局限。這樣，他所設定的以「體驗」為核心的心理學就能在概念上解釋精神科學的同一性，以此推演下去，她不僅可以成為精神科學的認識論之基礎，而且還可以構造歷史和社會的客觀知識。雖然狄爾泰沒有明確地指出「體驗」在這里所具有的系統的功能，但正是「體驗」的這種功能確定心理學與認識論的關係。…

在德國哲學從近代向現代發展過程中，有一個應當引起人們關注的事情，那就是狄爾泰的精神科學與胡塞爾的現象學的關係問題。這不僅是因為狄爾泰與胡塞爾相差正好是一代，有過個人交往和學術觀點的爭論，而更重要的是，狄爾泰的精神科學所體現的是近代哲學向現代哲學的過渡，而胡塞爾的現象學則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哲學的開端。可以說，胡塞爾的現象學正是在以狄爾泰為代表的近現代哲學的基礎上而發展起來的。所以，弄清狄爾泰與胡塞爾的關係，對我們正確認識近現代西方哲學發展的脈絡，具有重要意義。…

由於水質清澈，河道比降低緩，兩岸青山靜靜映入水中，人行山水間直如王羲之所言：「如在鏡中游。」據說二十年前，此水依然清可見魚，碧水青山之間，在在「清暉」游漾。然而這樣一段承載無數文化記憶的美麗山水，卻因兩岸的國道和高速公路的修建者不捨得繞開而被破壞。而且，在我前去考察的2010 年和2011…

作為中國學者，吾人會對冠維吉爾的《農事》為「第一首」之說難以苟同，因為宋玉的《高唐賦》、《風賦》，乃至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皆作於維吉爾《農事》之前，且皆以描寫大自然作為「主要存在理由和愉悅來源」。但羅馬時代文學，特別是維吉爾的《農事》，確為西方文藝這一主題之淵藪。老普林尼（ Gaius Plinius Secundus，23—79）的著作《自然史》還提到過羅馬時代有一位描繪樹林、山丘、魚塘、矮樹叢、海峽、河流和湖岸的畫家斯圖丟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