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我們可以從affect（情動，或者情感行為和情感變化）的角度來界定一個人。一個人的存在方式，就是他的情感變化，我們可以從情感，情感運動，情感變化的方式來確定一個人的存在。我們甚至可以說，人是一個情感存在，一個始終在發生變化的情感存在。人的存在就是情感活動，affect是人的生存樣式（存在之力）。而這個情感既是身體性的（活動之力），也是心靈的（思想之力）。欲望和情感行為是人的本質，這意味著，人不應該被還原為一種對象和觀念，就是說，人不應該被確定和還原為一個存在者，就如同海德格爾所說的，人應該從存在而非存在者的角度去斷定，人應該從他的衝動欲望，從他的情感活動去判定。而不是像柏拉圖主義那樣將它納入到更高一級更抽象的概念系統中，它不是一個被表象之物或者被派生之物。在此，斯賓諾莎和德勒茲要討論的，不是人（身體）是什麼？而是人（身體）做什麼？能做什麼？我們應該從人的動作和謂語，應該從人的存在方式的角度來斷定人。

三

17世紀的斯賓諾莎講這些意味著什麼呢？這是對他的同代人笛卡爾的批評。笛卡爾認為心靈和身體可以分開，心靈可以管制身體，心靈是決定性之物。對笛卡爾來說，人是一個心靈的存在。人「只是一個在思維的東西，也就是說，一個精神，一個理智，或者一個理性」（笛卡爾 26）。但是，對斯賓諾莎來說，情感則將身體、心靈合二為一，情感之中包含身體，情感是身體的感觸。因此，一個生命，一個主體，不再是一個笛卡爾式的心靈主體（「我思故我在」），而是一個情感主體，一個將身心融合在一起的主體。這是對笛卡爾身心二分的批評。此外，我們只能從情感的角度（而不是心靈的角度）來看待一個主體，一個生命，或者說，只能從情感（或欲望）來給人下定義，來確定人的本質。人的本質是欲望，是情感行為和經驗，是行動，是生存——而不是笛卡爾那種安靜的「我思」。這樣，斯賓諾莎除了破除笛卡爾的二分法之外，他還破除了笛卡爾有關人的存在者的定義（我思），人的本質只能從它的行為和作為中去界定，而不是「我思」這樣的靜態的存在者的角度去下定義。在此，情動（affect）取代了「我思」。簡單地說，我們要從人的行動來界定人，而不是從人的特性來界定人，或者說，對於斯賓諾莎或德勒茲而言，人的特性（本質）就是它的行動。因此，「身體的結構（組成方式）是什麼」這樣的問題，實際上就等同於「一個身體能夠做什麼？」這樣的問題。「一個身體的結構就是在其之中諸多關係的組合。一個身體能做什麼符應於這個身體可被影響的能力之界限與本性」（《斯賓諾莎》 216）。身體，只能在諸身體的關係中，只能在同其他諸身體的相互影響中，只能在它對其他身體的行動中，去尋找它的組織和結構。身體，不應該囚禁在身體內部。

人的本質就是它的所作所為，也就是欲望的衝動，是動態的情感活動。斯賓諾莎的這一論斷，在尼采那裡，就變成了生命就是權力意志；權力意志就意味著權力總是和權力處在斗爭和對抗之中，權力總是關係中的權力，權力總是有它的反動力，權力總是力圖戰勝其他的權力。而在德勒茲那裡，就變成了生命就是「欲望機器」，欲望機器的特征就是欲望之間永恆的連接，永恆的生產，永恆的創造和永恆的流動，欲望通過流動而同其他的欲望發生關聯——這不就是斯賓諾莎的情感運動（affect）的特征嗎？它們都永恆流變，毫無中斷；這也是尼采權力意志的特征：力和能量永恆輪回，此消彼長。就此，情動（斯賓諾莎），權力意志（尼采），欲望機器（德勒茲），有一種令人吃驚的親密譜系：它們都是對生命的描述，並由此界定了存在的特征，界定了人的本質。它們的共同特征在於：身體和心靈並未彼此分離。斯賓諾莎明確地說，心靈不是對身體的管控，身體也不是對心靈的管控，它們誰也控制不了誰（斯賓諾莎 99）。

（作者汪民安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載於《外國文學》2017年第2期，第113-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