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關注國是文化、習俗、慣例等味道濃厚的社會，它們幾乎滲透到每一個人的身心上。然而有些現象確實不可思議，對此雖然我也盡量想辦法加以解釋，想借此提出我眼中“中國人的不可思議”。首先聲明，這些都是相對的，不是徹底普遍的，更不是永恒意義的。

一、中國人為何不知道自己國家的“消費稅”是百分之多少？征稅是每個國家的生存之道，消費是每一個國民的生存之道，國家是依靠國民納入的稅金被養活的。在日本，消費稅多少是國民最密切關註的大事，如果政府搞不好這一點，一定要下臺了，內閣要垮臺了。5%和8%是徹底不同的概念，但幾乎所有中國人不知道自己購買商品的時候被國家扣了多少。…

——城市義務教育費被免除之背後

2008年8月23日晚上，我在新華社演播室參加了由教育部新聞辦公室和中國教育電視臺聯合推出的大型教育政策談論節目《問教》，主題為“城市義務教育全免費”。本節目的總策劃、特約主持人、教育部前新聞發言人王旭明在節目的開頭說：“現在正在進行的北京奧運會是大喜事，但同樣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是，從今年秋季學期開始，城市義務教育將全部免費，這也是大喜事。”

2008年7月30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研究部署全面免除城市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工作。會議決定，從2008年秋季學期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全部免除城市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對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家庭的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繼續免費提供教科書，對家庭經濟困難的寄宿學生補助生活費。…

2010年11月中旬我在日本。13～14日在有著名“中華街”的橫濱采訪了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會議。11月13日下午17時26分～48分，胡錦濤主席和菅直人首相突破自撞船事件以來始終無法擺脫的互不信任，進行了22分鐘的正式會晤，為接下來的中日關系奠定了牢固的政治基礎。

此輪APEC多邊外交，至少對中日雙邊關系來說，不是走廊或沙發式的非正式外交。正式的首腦會談能否召開，無疑是人們關註的焦點。實際上，兩國政府直到當天下午才宣布進行正式會談。一名日本外務省幹部對我表示，“中方希望最後一刻才公開”，從中不難看出，胡錦濤此次趁APEC會議實現中日首腦會談是如何的艱難，主要原因是，國內依然存在許多反對的聲音。…

2010年春節前後我到廣東東莞待了兩周左右，借機對東莞進行了一番了解。

2008年東莞在城市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上奪得了第1名——30275元。根據2005年9月由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全國綜合實力千強鎮測評結果顯示，東莞28個鎮全部上榜，11個鎮名列前100強。其中，虎門摘取千強鎮桂冠，長安與塘廈分別居於第3位和第5位，常平、厚街和鳳崗等8個鎮入圍前百強。

我曾多次到過這些鎮。在那裏，五星級酒店聳立，很多還在大力建設中，住一晚500元左右。在這裏出租車是不打表的，即使是不超過起步價的近距離，乘客也隨便給20元，否則司機不會拉你。總之，你一定會懷疑：“真的是一個鎮嗎？”有點進入迪拜的味道。…

2003年正值“非典”高峰，我來到北京。北京給我留下了多種印象，其中，最深刻的印象是，市民為什麼那麼清一色地闖紅燈？生命不受到威脅嗎？市民為什麼不排隊？為什麼不僅不排隊，還侵犯他人的權利插隊？市民為什麼在公共場所，比如地鐵、商店等，不顧周圍的人大聲說話、搶位子？他們為什麼為坐位子這麼微小的個人利益而“奮鬥”？為什麼為搶到位子這麼不文明的成功而得意洋洋？當時的我，在眾多的“為什麼”面前一塌糊塗，沒法“消化”北京現象所帶來的“沖擊”。

我是日本伊豆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著名小說家川端康成的著作《伊豆的舞女》那部小說所描述的就是我家鄉的情景。伊豆是一個半島，位於富士山南邊，有山有海，也是“溫泉之鄉”。伊豆是安靜的、清潔的，而且有序的。鄉下，人口不多，但人們都循規蹈矩地過日子。我每一次從北京回到伊豆，感覺簡直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在距離美國新總統奧巴馬上臺只有一個多月的時候，中國突然在外交上推出了一些強硬的舉措，這吸引了全球媒體的關註。

2008年11月26日，由於法國總統薩科齊將與達賴喇嘛見面，中國方面推遲了、或者說是暫時取消了在法國舉行的中歐領導人峰會。對於法國總統近日表示與達賴會見並非是針對中國，並非想損害中法、中歐友好關系的說法，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劉建超在12月11日的例行記者會上回答說：“我想這樣的辯解解決不了目前中法關系所面臨的困難。法國領導人執意會見達賴幹涉了中國內政，損害了中國核心利益，法方應該清醒認識到目前問題的嚴重性，正視中方的態度，采取有效措施，為中法關系的健康穩定發展創造條件。”…

我研究國際政治，自以為是堅定不移的女權主義者，一向相信假如婦女掌控全球政治的話語權，世界一定會變得更加和平而美好。我在日本的時候，也曾救過受流氓欺負的女性。我把維護婦女合法、合理的權益和尊嚴視為所謂正義。

國際政治理論中的“女權主義”也好，發自內心的正義感也罷，有個很現實而重要的前提或立足點，即婦女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普遍比男性低，在某些國家甚至低很多。

讓我感到欣慰的是，在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21世紀潛在超級大國的“崛起中國”，婦女們的社會地位相對偏高，這得益於新中國建國以來的婦女政策。我如此推論有三個依據：…

2010年春節前，我暫住廣州，本來的目的是離開煩躁的北京，來這兒放鬆辦點事的。沒想到，這裏比前幾年忙著“奧運工程”的北京還亂、吵、糟。不分晝夜地修路、建樓、拆房，老百姓安靜的日子沒了。

廣州居民用“擾民工程”形容廣州為迎亞運而展開的多項工程，它們嚴重影響了居民的正常生活和健康狀況。《廣州日報》和《南方都市報》對此事有很多痛罵之聲和激烈討論。1月19日，廣州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蘇澤群在市建委的協調會上用“三個一塌糊塗”——管理漏洞、監管漏洞、道路整治工程漏洞都很多——形容部分整治工程“不負責、不到位、不得力”。蘇市長發火的前三天，不少廣州市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對市政府亞運會籌辦工作情況報告未涉及資金來源和去向表示不滿，“亞運會到底要花多少錢誰也說不清楚，有的說要花2000億，但是沒有一個官方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