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時期，孔子提出「夷夏之別」。孔子輕視少數民族政權當然是錯誤的，但是，他的「夷夏之別」主要不是在血統上，而是在文化上。當時有一種普遍的認識：以周室為代表的中原文化是先進的。凡是認同中原文化的政權均為夏；不認同中原文化的政權則為夷。夷、夏身份並不固定，經常發生變化，楚國、越國、吳國均曾一度認作為「夷」。「夷夏之別」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開始打破。一方面，北朝的少數民族政權接受華夏文化，另一方面，南朝也逐漸接受少數民族文化。

中國的文化融會，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中華民族內部各種民族文化的融會，另一種是中國文化與外國文化的融會。漢朝通西域，首開國門，與諸多當時還不屬於中國版圖的西域國家以及印度、波斯諸國有了商業、文化、政治上的來往。

唐代在我國歷史上開放程度最高，周邊的國家幾乎都與唐朝有交往。在交往過程中，陸上與海上兩條絲綢之路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通過這兩條通道，唐帝國與世界上許多有著較高文明的國家產生商業上的聯系。在此背景下，不僅他民族的各種宗教，如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等傳入中土，而且他民族的藝術也傳播到中國。這其中，樂舞以及與其相連帶的樂器的進入，最為突出。龜茲的音樂特別有名，玄奘西行取經，路過龜茲，對龜茲的音樂很有感觸，他在《大唐西域記》中說龜茲「管弦伎樂特善諸國」。

來自少數民族地區的音樂被稱為「夷狄之樂」,這種音樂有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就是質朴、剛健，充滿著原始生命力。唐帝國是通過戰爭打出來的，它崇尚的精神不是輕柔曼妙的優美，而是剛健雄壯的崇高。「夷狄之樂」的蠻野與剛健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唐帝國精神建設的需要。

唐代是中國最為開放的朝代，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是中國歷史上全面實現開放的朝代。這種開放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義。對於美學而言，這種開放促成了以華夏民族為核心的多民族相統一的審美觀念的形成。這一審美觀念在唐代的標志性成果是《霓裳羽衣舞》。《霓裳羽衣舞》是唐帝國精神文化的一面鮮豔旗幟，也是中華民族文化融合的一面鮮豔旗幟。

關於《霓裳羽衣舞》的創作過程，據《碧雞漫志》卷三載，唐明皇夢游月宮，獲得靈感，正想創作一首樂曲，此時，西涼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此曲與唐明皇擬定的聲調非常吻合，於是，他以月宮所聞為內容，以《婆羅門曲》為腔調，寫成一個樂曲，是為《霓裳羽衣舞》。此樂舞的創作過程，有兩點值得重視：一是主體意識。唐玄宗創作此曲，依據的是一個游仙的夢境，基本思想屬於道家及道教文化，這是中華民族本土的文化。二是海納意識。雖然政治上少數民族政權與唐帝國的關係有分有合，但它們在文化上一直進行著融合的過程。《霓裳羽衣舞》的創作過程充分顯示了唐帝國對於漢民族以外的他民族文化的尊重與吸納。唐代之後「夷夏之別」基本消亡，不論哪個民族主政，華夏之光一直燦然輝煌!

四、中和之道，臻於化境

中華民族的哲學思想集中體現為中和之道，中和之道是「中」與「和」的統一。「中」的含義很豐富，主要有三義：(1)內在。《禮記·中庸》雲：「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這個「中」就是心中的意思。(2)合理。在儒家看來，理即禮，合禮即為合理，合理即為善。(3)不過。所謂不過，不僅是不偏，而且是對立的統一。老子講「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周易》講「無平不陂，無往不復」,這都是「中」。以上三說，都具有哲學意義，體現出中國哲學心靈本位、善為根基、辯證統一的基本特征。

「中」在中國美學上的影響是巨大的，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善為美之魂。這里的善，主要指儒家的道德規范，包括仁、義、禮、誠、忠、孝之類。孟子講「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這里的「充實」,就是道德的充實，也就是善。荀子講「不全不粹不足為美」,這里的「全」與「粹」,都是講的善。

（作者簡介：陳望衡，湖南邵陽人，大阪大學文學博士，武漢大學哲學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中國美學史、環境美學；文章來源：《文學與藝術研究》2021年6月第6期；關鍵詞：美善相樂；天人合一；夷夏一家；中和之道；家國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