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中的轉山經歷，與記憶中的原鄉往事，兩兩參照，現實和記憶的時空， 同樣重要。如果沒有西藏信仰的觸發，伊苞的流浪終究找不到自己；如果沒有原鄉記憶的支持，仍無法釋懷「我的膚色和身份是個沉重的負擔，我無法帶著我的傳統，我的文化，站在人和人競爭的舞台上。」(p.148)現實，對伊苞而言，需要有更多勇氣和智慧面對。《老鷹，再見》一文的後記，提及這趟轉山對她人生、表演藝術的影響：

藏西之旅開啟我的心靈，從整理、撰稿到導演「祭．遙」，這段期間，我發現了自己的心靈對外在事物的開放與接受度的寬廣。……藏西遼闊的天際和毫無障礙的視野，大自然無私的給予，什麼是「我」的呢？(p.206)…

 《老鷹，再見》的文本裡，有關文化翻譯的思考如下：首先亦為一種「選取」題材的翻譯，即以排灣文化為基礎，伊苞進行編排選擇，以創造文本的歷程建構了文化翻譯的面向。第二，文本中原漢語言之間的翻譯，表面雖然是符號的轉化， 原住民漢語文學卻指涉語言背後繁複的文化場域，複雜了語文翻譯的面向。在這兩個向度中，此篇論文所關注的面向為前者，即伊苞運用什麼樣的書寫模式，形塑了她自己眼中的排灣族、原住民女性文學，以及其中所伴隨的文化翻譯問題。 

《老鷹，再見》中提及伊苞從小到大，常被問到：「妳要不要學習成為一個巫師？」在她的懷鄉記憶中，也隱約察覺巫師對她的深厚影響。文本中交待了排灣族巫師的部份概念：…

 《老鷹，再見》的題名，其實突顯再「見」老鷹、再「見」故鄉的姿態。伊苞於文本中所透露的記憶，除了成長歷程的事件，多來自於巫師的話語。巫師的叮嚀，包括神話傳說的講述，以及靈性傳統的關照，都來自於原住民族對「第一自然」的感知，然而，描述傳統文化的傾向，並非是英美學界「原始主義」¹³ 學說所能詮釋。筆者認為，將原住民族對第一自然的感知，與伊苞的懷鄉歷程互為參照，可發現兩個向度之下交會的特殊性。台灣原住民的作家作品，由於弱勢族群的「特質」，讓作品中的個人記憶，與族群記憶的「黃昏」¹⁴意象互為滲透。依附「黃昏」情境的描繪，牽涉記憶政治(Politics of memory)…

 當巫師對著伊苞的腦袋呼喊著：「裡面的人，醒起來，醒起來。」就像是呼喊那個曾經在酒吧迷失、麻痺自我的她，清醒面對最真實的自己。當伊苞因著奇妙的機緣來到藏西，觸目所及，「眼前彷彿是一面大鏡子，它們逼我面對自己隱藏在心中的秘密」，西藏的神話、藏族對轉山的崇敬，逼使伊苞誠實地檢視自己對部落的「夢」。當她在藏西看見轉山的人群，看著那站立又伏地長拜的身影， 藏人一輩子的願望，就是完成轉山的儀式，為自己與他人祈福，面對艱困的環境， 老弱婦孺，未曾停歇腳步，種種相遇，讓伊苞反問自己：「如果大武山的祖靈還在，如果巫師還在，如果沒有殖民，如果有堅持，我是不是也是大武山的朝聖者。」(p.159)從開始的出走，到這番話語的反思，伊苞感受到的鄉愁，不僅是「夢」的澄清，更促使她思考一種身體立行的實踐。大武山在此，是人性的思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