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阿保·印尼蘇北先達青年1961年回歸中國

(收藏自 “行者阿保”部落格“夢幻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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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yesterday

韓松《火星照耀美國》(2000)中 ,2066年成了中美關係的轉捩點。其時美國遭逢一系列的經濟和政治災難,一蹶不振,相反地,中國則成為了超級大國。一個中國圍棋天才前往美國參賽,不料捲入了美國第二次內戰。他經歷種種險境,包括搭乘「諾亞」號船隻從洪水中倖存,最終回到中國。

從小說情節看來,韓松似乎重彈中國崛起的老調,但他志不在此。小說裏中國之所以取得超級強國的地位,在於臣服於「阿曼多」。這是一個人工智能系統,早已控制中國百姓的生老病死。即便如此,當神秘的火星人降臨地球,阿曼多終究崩潰了,中國變成「福地」——亡靈棲息之地。超越眼前的民族主義與全球主義之爭,韓松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看法更深不可測。

韓松認為「幽閉才是世界的本質」。在這幽閉的世界裏,「人吃人」是生存的法則:《乘客與創造者》(2010)描寫一架永遠無法着陸的飛機,旅客在半睡
半醒之間,構成新的食物鏈。韓松的作品如此陰鬱詭譎,以致劉慈欣認為:

「韓松描寫的世界是我在所有科幻小說中見過的最黑暗的,在那個世界中光明和希望似乎從來就沒有存在過。」72 

2016至2018年間,韓松完成《醫院》三部曲(《醫院》、《驅魔》、《亡靈》)。小說裏的主人公因誤喝一瓶礦泉水而被送入
一家醫保定點三甲醫院,從此展開有去無回的沉淪。《醫院》描寫「藥時代」裏,人人陷入醫院無盡療程,彷彿卡夫卡(Franz Kafka)式的夢魘;《驅魔》進一步暴露所謂醫院,其實是龐大人工智能控管的「藥戰爭」戰場;《亡靈》則敍述「藥戰爭」裏僥倖復活的主人公見證了火星「藥帝國」崛起和崩潰的循環。

在韓松看來,病、醫與藥不只關乎厚生保健或「生命政治」,根本就是人
的生存本質:「這座城市裏,每一顆心都有病,都痛不欲生,裸露着呼喚治療。」72 人人有病,人人治病,醫與病、死與生不斷輪迴,誰也不能出院。「生命政治」其實也是「死亡政治」(necropolitics)73。而作為三部曲的終篇,《亡靈》構建了復活之日火星醫院的醫學「大同社會」。「藥帝國」的崛起和崩裂暗示生命「原死」就是「元死」,復活就是復死。甚麼是醫院?「整個宇宙都是醫院。」74

72 韓松:《醫院》(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6),頁96。

73 Achille Mbembe, “Necropolitics”, trans. Libby Meintjes, Public Culture 15, no. 1 (2003): 11-40.

74 韓松:《亡靈》(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8),頁154。

(王德威,潘格羅斯之夢與幽暗意識: 現代中國文學的烏托邦和惡托邦,肖一之 譯,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23年6月號,總第一九七期 60-80頁)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Monday

王德威:Panglossianism討論~~延伸伏爾泰、古爾德、陸文頓等對甚麼是歷史進化的思考,我認為,部分當代中國學者打造的宏大敍事也存在類似的潘格羅斯邏輯心態。他們承襲了現代性的「強勢」思想(38),追求理所當然的歷史邏輯,行文敍事則起承轉合,頭頭是道。必須承認的是,社會主義論述從來充滿樂觀的目的論傾向,這些當代學者絕非始作俑者;比起毛時代論述,他們甚至表達出前所少見的「憂患意識」。然而不論回顧或前瞻歷史,他們還是有意無意地流露一股補償心態,或為歷史轉折強作解人,或對黨國決策全心期待。哪怕革命的歷程充滿多少起伏顛撲,他們也能辯證再辯證,找出一套為歷史、為現狀自圓其說、自我解套的邏輯。一切其來有自,黨國的合法或合理性不論有多少可以論責甚至質疑之處,都必須納入捨此無他的時程,證成最後的圓滿無缺。換句話說,歷史的後見之明原來就是先見之明,一切曾發生過的,或將發生的,必定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那一個世界」。

(註 38) 此處「強勢」思想一說受維鐵蒙(Gianni Vattimo)「弱思想」的啟發,詳見斯耐德(Jon R. Snyder)的導言:「現實的無限可闡釋性,是讓我們可以提及形而上學的存在和真理『弱化』的原因。在他為虛無主義的潰散的辯解中……維鐵蒙提出,經歷無限可闡釋性導致了『現實連貫力的削弱』,因為它使得『一切〔形而上學〕給定的實在的、必要的、不可質辯的和真實的』變成了巨量的可能性中,又一種闡釋可能性而已。」參見Jon R. Snyder,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in Gianni Vattimo, The End of Modernity: Nihilism and Hermeneutics in Post-Modern Culture, trans. Jon R. Snyder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xxii。維鐵蒙對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弱本體論」的闡釋,由此生成了他的「弱思想」概念。參見Gianni Vattimo, The End of Modernity, 85-86。

(王德威,潘格羅斯之夢與幽暗意識: 現代中國文學的烏托邦和惡托邦,肖一之 譯,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23年6月號,總第一九七期 60-80頁)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November 20, 2025 at 2:58pm

當特狼遇上戰狼,馬來有神譜?
中國與美國是怎麽回事,大家都懂。
前面右邊的抬轎人說:台灣的事,就是日本的事。

日本的事,不就是美國的事?

可美國的事,關馬來西亞什麼事?

真不明白這個亞洲週刊是怎麼回事?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November 5, 2025 at 9:26am

愛墾APP: 許煜·行星思維與單邊殖民主義

在 許煜 所撰的《一種行星思維(For a Planetary Thinking)》一文中,「單邊殖民主義」(或可譯為「單邊殖民進程」)這一語彙雖然未作詳盡定義,但從全文脈絡與他在其他訪談/論述中的說法,我們可以歸納其大意並說明其意涵。以下我分三部分說明:其語境、其含義,以及其批判與啟示。

一、語境:全球化、主–奴辯證與技術差異


許煜將「單邊殖民主義」置於他所稱的「行星化」(planetarization)或「全球化」(globalization)討論中。他指出:


「我曾在其他地方討論,被譽為單邊殖民進程的全球化,現在正面臨著主-奴 (lord-bondsman) 的辯證關係。」 

在這裡,「單邊殖民主義」(或「單邊殖民進程」)的全球化,意即一種由某一方(通常是西方或工業化國家)主導、將其技術、資本、制度、價值觀擴展並輸出的全球化過程。它是一種殖民性的不對稱關係,只不過不是以十九世紀典型的軍事佔領形式出現,而是以市場、技術、制度、文化輸出的形式進行。許煜進一步指出,當某一國家「過度依賴某個國家作為工廠和市場」時,即形成主–奴關係;而當「奴隸」獲得認可、技術提升,挑戰「主人」時,整體的關係可能出現逆轉。 

在另一篇訪談中,他也言及:「我嘗試論證到目前為止,全球化一直都是單邊的全球化,它主要是基於技術上的差異(就好像兩次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被迫現代化)。技術上的差異即是有一方比較先進,他們輸出產品,產品附帶著許多意識形態與社會規範。」 

因此,「單邊殖民主義/殖民進程」在許煜語境中,實質上指的是:在技術、經濟、認識論、制度、文化多維度上,一方(通常為西方)向另一方進行主導式的輸出、動員與整合,而非雙向、平等的互動。

二、含義:什麼是「單邊殖民主義」?


綜合上述語境,「單邊殖民主義」可從以下幾個面向理解:


單向的技術/資本輸出:當一方擁有技術優勢、資本優勢、制度優勢,便將其模式(技術、產業、生活方式、價值觀)推向其他地區,而被推向的地區被動接受,欠缺平等協商或自主選擇。這種輸出帶有殖民色彩——不僅是物質的侵入,更有認識論、制度、文化的優勢化/同質化傾向。許煜將這視為「殖民主義」的延續,只不過方式變成了「市場/技術」形式。


結構性的依賴與不對稱關係:在這樣的全球化過程中,被動方往往成為工廠、資源供應地、低附加值產業區,並被納入全球資本—技術—市場網絡。但這種位置使其長期依賴於輸出方的技術、制度、資本,形成主–奴關係结构。許煜將這種結構性依賴比喻為「奴隸」對「主人」的關係。


認識論與本體論的霸權:技術的輸出同時伴隨認識論(如何理解世界、技術、發展、自然)與本體論(什麼是技術、什麼是自然、什麼是人類)模式的輸出。許煜指出,現代性技術哲學往往假定「技術是普世的」、「現代化是一條唯一通路」,這背後蘊含西方的世界觀輸出。這種假定也構成了一種殖民性:把自身認為合理的技術/文明模式普遍化、標準化,忽視或壓抑地區性的技術哲學、多元宇宙論(cosmotechnics)可能性。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November 4, 2025 at 9:46pm

(續上)導致的反動與逆轉可能:因為這樣的單邊模式,本來處於被動地位的地區漸漸技術提升、資本累積、意識覺醒,可能挑戰輸出方的地位,轉而要求「認可」、「自主」。許煜以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模式來形容:奴隸透過勞動與技術求得承認,主人為維持主導地位須重新劃定邊界、弱化依賴。這意味著單邊殖民主義的結構將可能鬆動、變形。 (philosophyandtechnology.network)

總結而言,「單邊殖民主義」在他這裡不是指傳統殖民者通過軍事佔領的模式,而是指:在「全球化/技術化/行星化」的大背景下,某一文明或國家透過技術、資本、市場、制度的輸出,對其他地區進行結構性、單方向的殖民式影響——包括物質/技術的侵入、認識論/文化的優勢、制度/市場整合的依賴。

三、批判意涵與啟示

許煜用這一概念來批判當下的全球化與技術化狀況,並指出其問題與反思方向:

全球化並非真正平等、互動的模式:他指出,所謂全球化實際上是「單邊的全球化」——並非多方平等,而是由某一方主導、輸出、統合。這使得全球化表面開放,實質仍然維持殖民式的不對稱。這也正是他為什麼說「全球思維」不是他所倡導的「行星思維」——因為全球思維仍在二元(全球/局部)、主/從的邊界內運作。 (philosophyandtechnology.network)

技術多樣性與本土能動性的缺乏:他認為,單邊殖民主義所導致的便是技術與知識的同質化、本土技術哲學的壓抑。被動地區可能只能接受技術輸出而無法建構自身的技術哲學或技術多樣性。許煜提出「技術多樣性」(technodiversity)、「心智多樣性」(noodiversity)、「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作為對抗模式。 (philosophyandtechnology.network)

警惕主導者與被主導者之間的逆轉危機:當「奴隸」取得某種技術自主與市場地位後,「主人」會面臨其優勢的削弱。這可能導致全球化的整體結構出現裂隙。他指出,這種情況可以被解讀為全球化階段的終結或轉型:「全球化可能已經走到了盡頭,不是因為反全球化運動強大,而是因為作為歷史階段,它暴露的缺陷多於其所承諾的益處。」 (philosophyandtechnology.network)

倡議新的思維方式—行星思維:為了跳脫單邊殖民主義的漩渦,他提出「行星思維(planetary thinking)」:這不是一種新的全球化,而是一種基於多樣性、本地性與技術-心智-生態之間重新配置的思考方式。他希望能從技術哲學角度提出不同於單邊殖民主義的路徑。 (philosophyandtechnology.network)

總而言之,許煜所說的「單邊殖民主義」是他對當代全球化/技術化過程中一種隱蔽但深刻的殖民式結構的批判性概念:它指出,當全球化只是單方向的技術/制度輸出,而缺少平等互動、自主選擇與多樣性承認時,就容易演變成一種新型殖民主義。理解這一點,有助於我們反思:今天技術如何成為權力與文化輸出的工具?本地性、多樣性如何在全球脈絡中被壓抑?又如何可能建構不同於單邊主導的新共構模式?


補充對話:在許煜的框架裡,「技術哲學」不是單純討論技術工具或創新的哲學,而是要思考技術與文化、宇宙觀、倫理、存在方式之間的關係。他主張每一種文明都有其「宇宙技術學」cosmotechnics,也就是技術與宇宙秩序、價值體系之間的具體連結。例如,中國古代的技術常與「天人合一」的觀念相連,而西方的技術則多建立在「征服自然」的理性模型上。

然而,現代全球化帶來的問題在於:西方的技術體系被普遍化、標準化,其他文明的技術哲學被邊緣化、甚至消失。這正是他所說的「單邊殖民主義」在技術層面的體現——技術不再是多樣的世界實踐,而成為單一現代性的一部分。

因此,許煜透過技術哲學,想要重新打開「多元技術世界」的可能性——讓不同文明的技術智慧有機會對話、共存,而非被全球標準化體系吞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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