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7)

自劉勰在詩歌生成論上總結出“感”這種心理活動後,中國古代的詩論對“感”的解釋和運用就越來越自覺。其中比較突出的有: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行之舞詠。”(鐘嶸:《詩品序》)

 

“感激時將晚,蒼茫興有神。”(杜甫:《上韋左相十二韻》)

 

“凡所為文,多因感激。”(元稹:《進詩狀》)

 

“感物造端,發為人文。”(權德輿:《權載之文集》卷三五)

 

“觸先焉,感隨焉,而是詩出焉。”(楊萬里:《答建康大軍庫監門徐達書》)

 

“天下無不根之萌,君子無不根之情,憂樂潛於中,而感觸應於外。”(李夢陽:《梅月先生詩集序》)

 

在這些論述中,“感”作為中國詩歌創作論的主體審美心理活動概念獲得了發展與完善。“感”成為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詩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次談一談劉勰所說的“物”。一般論者把“感物吟志”中的“物”理解為“外物”,有的則把物看成是絕對理念。這恐怕不太符合劉勰的原意。我的體會是,劉勰所說的“物”是詩人的對象物,當然它最初的瞬間是“外物”,但旋即轉為詩人眼中心中之物。50年代美學大辯論中,朱光潛先生提出了“物甲”與“物乙”的概念,所謂“物甲”是指事物的本然的存在,純粹是“外物”,這是不隨人的意誌為轉移的事物的客觀形態,“物甲”是科學家的對象,是科學的對象物,但它不是詩人的對象物。詩人的對象物是“物乙”,“物乙”就是詩人眼中心中之事物,是外物與人的主觀條件結合的成果(注:朱光潛:“‘物的形象’是‘物’在人的既定的主觀條件(如意識形態、情趣等)的影響下反映於人的意識的結果,所以只能是一種知識形式。在這個反映的關係上,物是第一性的,物的形象是第二性的。但是這‘物的形象’在形成之中就成為認識的對象,就其為對象來說,它可以叫做‘物’(姑簡稱物乙)。不同於原來產生形象的那個‘物’(姑簡稱物甲),物甲是自然物,物乙是自然物的客觀條件加上人的主觀條件的影響而產生的,所以已經不是純自然物,而是夾雜著人的主觀成分的自然物,換句話說,已經是社會的物了。美感的對象不是自然物而是作為物的形象的社會的物。美學所研究的也只是這個社會的物的如何產生,具有什麽性質和價值,發生什麽作用;至於自然物(社會現象在未成為藝術形象時,也可以看作自然物)則是科學的對象。”(《朱光潛全集》第5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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