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創造性域外運動



當代文學（無疑地也是哲學、藝術與音樂）命定地必須崛起於空無的荒原，因為一切可能性（「所是」）都已被耗竭，所有的話語都已是令人不耐的陳套與“已說”，一切創造性因而都首先必需成為朝向域外的運動，都再度將語言本身催逼到非思的界限上。



然而，如果傅柯的思想有任何啟發，正在於其總是能從現代性的荒蕪中，一再復甦生命的內在性威力。書寫為什麼重要，理由恐怕就很清楚了。





這是莒哈斯…

汪民安·福柯譜系學的獨創性：我們如何成為此時此刻的我們

延續閱讀福柯：傅柯·文學指向自身





歐洲現代哲學或者說近代哲學，大體上來說有幾個關鍵人物。 …

四、大眾文化批判的評價：繼承與解構





詹明信的大眾文化理論，是他的後現代主義文化批判理論的一部分，其中貫穿著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反映了他對資本主義統治新特點的認識，有助於我們正確地認識西方馬克思主義、認清資本主義的文化現狀、他對大眾文化多維度的分析和批判，對於我們全面認識和分析大眾文化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首先，詹明信對大眾文化的批判，繼承了馬克思的批判維度。詹明信提出文化商品化、大眾化是資本擴張的必然結果的思想，發展了馬克思“一切勞動商品化”的思想。對大眾文化的性質、作用的分析，也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

第三，文化的主體零散化。從文化的內在價

值來說，大眾文化導致主體情感的消失。主體是現代哲學的元話語，標誌著人的中心地位和人為萬物立法的崇高，在哲學中一直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高雅文化也總是張揚主體的至高無上地位，作品總是努力表現主體自身獨特的情感體驗。因此，現代主義形成了諸如焦慮、疏離等情感性概念。



詹明信認為在後現代社會，主體已被“零散化”，喪失了昔日的中心地位，自我解構、主體消失、人的精神被徹底零散化。可以說踏入後現代境況以後，主體的疏離和異化已經為主體的分裂和瓦解所取代。…

後現代社會是一個完全商品化的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擴張，徹底打破了高雅文化與商品的界限，商業交換活動已進入一切領域，並產生出遵循商品邏輯的新的文化工業。後現代已具有文化消融於經濟，和經濟消融於文化的特征。



因此，商品生產本身也是一種文化現象，而且是一種主導的文化現象，在商品生產和銷售的意義上，經濟變成了一個文化問題。他進一步指出，消費文化的出現，消解了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界限，商品的供求關係又促使文化生產，不斷變換形式，導致了文學、藝術、建築、影視等領域內，五花八門的有別於現代主義的表現形式。

第二，文化的“無深度感”。…

詹明信認為在現代主義的巔峰時期，高等文化跟大眾文化，分別屬於兩個截然不同的美感經驗範疇，文化被理解為聽高雅的音樂、欣賞繪畫或者看歌劇，文化仍然是逃避現實的一種方法。對此，英國後馬克思主義大眾文化批判學者伊格爾頓也有詳盡論述。【2】21-22…

現代主義是“規範重建”的時代，規範解體後人們已無法返回到過去的整體社會體制中，卻越來越無法忍受生活在一個不斷向外延伸的灰色世界里，於是開始尋求新的、補償的途徑，力圖恢復那具有鮮明個人性質和主觀色彩的領地、後現代主義的特點就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要求回歸到原始時代的理想，因為規範束縛著人，有些人立意要消滅所有的規範，再次恢復一切規範和科學產生之前的原始時代。詹明信說：“德勒茲和瓜塔里這些人稱作患精神分裂的人、耶欲望的真正英雄爺、反叛一切社會形態的極端分子、否定一切的人。他們確實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尼采式的超人。妳們會感到，這正是本世紀60 年代人們對事物的看法、我傾向於認為，《反俄狄浦斯》在某種程度上最確切的，最全面地表述了那個時代己經消逝的時期。但是，我不想在這里繼續探討這一觀點，只是想扼要地說明這種新的神話在我的分期理論中所起的作用。…

摘要：作為後現代馬克思主義的代表性人物，詹明信認為後現代主義是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大眾文化是後現代主義的形式，大眾文化顛覆了代表現代主義的高雅文化而走向世俗文化。詹明信對大眾文化的批判堅持了馬克思的批判維度，對我國文化建設具有借鑒意義，但他的批判仍然是表象的。…

從一些核心期刊目前發表的論文, 已經看到中國研究從國別研究進入主流的前景。例如, 對20世紀中國令人眼花繚亂的政權變更的研究, 使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有機會關注不同政體下的制度變革。近年來新制度學派正在將歐美個案基礎上形成的有效制度假說, 延伸到對為什麽當代許多國家難以形成有效制度、因而績效不佳的回答, 中國豐富的制度變遷歷史、改革開放後波瀾壯闊的制度變革, 為解釋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的關係提供了絕佳故事。從中國發生的事實與國際主流研究接軌來看, 大量中國研究要破解的問題, 都是主流研究的問題, 如中國的崛起與國際秩序；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的交互影響；制度變遷的邏輯；經濟增長的國際比較, 等等。正如裴宜理所言, “記載下現代中國歷史上的一些關鍵問題的強烈願望, 敦促社會科學家們從事當代中國研究,…

在哈佛的半年, 讓我切切實實地感到, 國際上的中國熱是實實在在的, 中國故事已經變成了全球故事。這種關注不是因為個人有多重要, 有多大影響力, 而是一種對一個大國正在發生的一切的關切。它源於中國在國際上地位的提高, 中國變得重要是因為我們在影響著別人, 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 無論是政治家、學者還是老百姓, 都跟中國發生著關聯。只要你在中國問題方面有所研究, 這里的人很快就能發現你, 找到你和你交流。我們已經告別自己貼著去給人家講、對外講是為了讓國內的人聽的時代, 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外國人吵著要你講、必須真正讓外國人聽通中國故事的時代。 

（二）知識分子的責任。關於中國的故事, 你不講, 人家也會講, 而且在天天講。在這樣一個時代,…

這一判斷基於他的進攻現實主義學說, 即, 在無序的國際政治體系中, 沒有公認的更高權威, 也不存在秩序的守夜人, 沒有國家真正清楚其他國家的真正意圖, 也沒有國家能夠100%確定其他國家不會攻擊自己。這種情況下, 生存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目標, 唯一能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提升自身的相對實力, 只有強大、有實力的國家在這一體制中才有可能生存下來。每一個大國的終極目標, 是最大化它在世界權力中所佔的份額, 並最終支配整個體系。在這樣一個體系中生存的最好的方式, 是相較於潛在的競爭者, 盡可能地強大。一個國家越強大, 另一個國家攻擊它的可能性也就越低。對任何國家來說, 不可能取得全球性的霸權, 可以希望的最好的結果是成為一個區域性的霸權（國家）, 並以此來支配它自己的地理區域。獲得區域性霸權的國家會力圖防止（其他）大國在其他區域復制它們的成功。 …

經濟複雜度與產業升級。在國內時, 新政府提到最多的詞匯之一是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但是, 無論是產業還是整個經濟的升級, 到底指什麽？現在是一個什麽狀況？不同區域在不同階段的差異性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一直雲繞在我的腦海中。來到哈佛後, 我也一直在找這方面的文獻和國別研究案例。也許是機緣巧合, 一次, 在肯尼迪學院讀書的我們中國留學生會主席來找我給學生講座。作為答應講座的條件, 我向他是否有人在研究產業升級問題。聰明機智的“田主席”很快打開電腦, 熟練地向我演示了豪斯曼（R. Hausmann）的經濟複雜度模型, 並如數家珍地向我介紹豪斯曼的耀眼履歷——36歲任委內瑞拉經濟計劃部長、38歲組建泛美開發銀行研究部並人首席經濟學家、其後任世行和IMF發展委員會主席, 現任哈佛國際發展中心主任。使我對豪斯曼的研究產生了濃厚興趣。田禾後來還安排了一次有他參加的中國經濟討論。隨著我和田禾交往的加深, 他來找我討論碩士論文題目, 我脫口而出,…

綜合帕金斯教授的講座和幾次私下討論, 我將他的看法歸納如下: 

第一, 中國經濟增長減速是發展階段轉換的必然。帕金斯教授認為, GDP保持每年8-10%的增長率只會發生在一個國家的追趕期, 當一個經濟體從追趕階段邁向高收入階段時就會放緩。按2000年PPP美元計算, 日本、韓國、臺灣、新加坡等經濟體在人均13000美元時, 都出現了類似的下降, 香港是12000美元。中國的GDP增速在2012-2015年放慢, 以PPP計算的人均GDP增速於2017年放慢是必然的, 如果增長率低為6%, 中國將發生更長時段的減速。 …

誤區四, “中國的銀行把錢大都借給了國企, 而私營企業很難獲得信用貸款”？拉迪提供的駁斥數據為, 從2009年到2012年的貸款餘額中, 國有企業的比重由56%下降到48%, 而私營企業的比重由26%上升到36%；銀行貸款流量中私營企業的比重也在2012年上升到了52%。拉迪認為, 盡管私企仍然沒有得到充分的服務, 但不能認為幾乎所有的貸款都進了國企。而私企的利息保障倍數達到了9.6%, 遠超國企的4.3%, 這一點加上私企的高資產回報率使銀行比從前更加願意為私企提供貸款。 

誤區五,…

拉迪的演講開門見山, 他的觀點十分鮮明, 市場化與私有化才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原因, 對於中國過去十年“國進民退”的看法並沒有實際依據。接著, 他提出對中國改革與發展的評價存在的五大誤區, 予以一一反駁, 在他演講完以後, 他的這些反駁又引起一個個的反擊。 

誤區一, “國有企業是中國經濟的主導”？拉迪提供的數據表明, 中國的工業總產值、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份額中, 國有企業的比重都呈明顯下降趨勢。到2011年, 國有企業僅佔工業總產值的26%、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的11%以及出口份額的11%, 因而國有企業佔主導的說法不成立。對於拉迪列舉出的這些數據類型究竟能否反映國有企業在整體經濟上的撤退, 在場的中國問題專家以及留學生都表示懷疑。也有專家提出,…

福山在演講中重點闡述政治衰敗的根源以及三項政治制度——國家、法治和責任民主產生的順序, 以及這三項制度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平衡關係與其績效的關係。在他看來, 這三項制度無論從歷史演進還是今天的社會都代表了人類的普遍需求。無論好壞, 都需要國家通過必要的權力來進行外部和內部防衛, 來實施共同統一的法律, 由一個現代的非人際的國家來提供秩序、穩定和必要的公共品。所有社會都必須通過法律來規制權力的實施, 將權力非人際地應用於所有公民, 而不是例外地對少數特權派開綠燈。法治是經濟發展的關鍵, 沒有明晰的產權和合約實施, 一個社會難以建立長久的信任和穩定的預期。責任民主使政府必須對更廣泛的社會利益負責, 而不是僅僅對少數精英負責, 民主參與不僅僅是對權力濫用、腐敗以及強橫行為的監督與制約, 也是對一個社會自由與個人生活質量的基本度量。 

政治制度演變的真實邏輯是,…

二是黨的集體領導。在鄧小平領導下, 中共向將治理國家作為中心工作的政黨轉變。美國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的制度, 是由擔心權力過度集中的領袖們設計的。而由毛澤東設計、鄧小平及其同事作了重大修正的體制, 則是為了解決相反的問題: 為動亂不已、舉步維艱、地區差異巨大的中國提供統一的領導。美國是由保留著獨立權力的各州所組成, 而中國千百年來一直有一個控制著地方的中央政府。在治理結構上, 中國采取由上級選拔領導班子, 授予他們相當大的獨立性, 各級領導班子的成員最終決定著在他們的轄區內哪些人能得到提拔。然而, 讓地方幹部享受較多自由也存在著風險。由於缺少上面的嚴密監督, 很多幹部不但能夠想辦法造福國家, 而且也能關照自己與朋黨並排擠其他勢力。 

三是現代的精英治國。嚴格依照用入學考試來衡量的辦法, 在各級建立了一套高度競爭性的精英考試制度, 目標是挑選最有才華的人,…

作為一位研究中國政治的老牌“中國通”, 他一點也不懷疑中國的越來越強大。但他也提醒, 實現“中國夢”所面臨的巨大挑戰, 關鍵是如何深化改革與避免陷入戈爾巴喬夫綜合征。在他看來, 所有人都同意改革非常重要, 但也非常困難。在權衡進行哪些改革及如何推進時, 決策者要明確它們不會對國家和政權產生任何影響, 不能重韜戈爾巴喬夫的覆轍。戈爾巴喬夫錯誤地以為通過體制改革可以鞏固共產主義制度, 但是, 在他推行70天後發現, 前蘇聯的官僚們竭力反對改革。於是, 他不遺餘力地推行公開化, 全社會展開對官僚的批評, 媒體的作用越來越大, 形成社會分裂。然後, 他認為競選可以使共產黨團結起來, 但他本人卻從未支持競選。最後是葉利欽的賭博贏了, 接下來發生了人所共知的事。有戈爾巴喬夫的前車之鑒, 中國的決策者的選擇就可以理解了, 即必須要深化改革, 但一些影響政權的事情不能做。 

中國共產黨接下來將非常專注於推進經濟改革, 同時又確保政治舞臺的安靜,…

在哈佛期間, 燕京圖書館是我借閱圖書最多的地方。每個到過這家圖書館的學人無不為之震撼, 也從中受益。該圖書館現有藏書100多萬冊, 其中中文圖書佔一半以上, 微縮膠片8萬多件, 期刊5700多種, 報紙32種。這些資料以漢學的傳統資料為主, 也包括中共黨史和國史資料, 還有大陸出版的地方誌。你不得不佩服這家圖書館主人的獨到眼光和遠見。這里的圖書都是經過精心挑選的, 學校教授和學生推薦的圖書都會第一時間去購買, 因此, 東亞圖書館的書都是非常專業的, 那些“注水”的書很難在這里招搖過市。更體現哈佛水準的是, 這里有一些按專題收集的資料非常系統, 且連續性強, 非常便於學者進行某一領域的專業研究, 如這里的紅衛兵資料集就是最早從美國國務院復制而來, 並不斷追蹤, 看到這些資料時我想, 如果沒有如此專業的圖書資料, 麥克法夸爾也難以完成他那立於世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

本傑明·史華茲（Benjamin I. Schwartz）, 他的研究縱橫近現代中國史、中國思想史、人類文明比較研究三大領域。他以三本代表性著作《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與毛澤東的興起》、《尋求富強: 嚴復和西方》、《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 奠定了他在美國乃至世界中國學界大師級人物的地位, 成為哈佛大學中國學研究的領軍人物。他的《尋求富強: 嚴復和西方》(1964)被譽為“跨文化思想史的開山之作”, 《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1985)是他一生中國學研究、中國思想史研究的頂點, 此書獲亞洲協會的列文森獎、美國歷史學會詹姆斯·亨利·布里斯底特獎以及愛默生獎等多項學術大獎。他的中國學研究拓展至人類文明研究, 以比較方法探討“軸心文明”和人類文明共同點, 批判“西方中心論”, 思索當代人類擺脫困境之道。在哈佛他被人們廣泛地稱之為“學者的學者”。   

孔飛力（Ald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