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倫特和雅斯貝爾斯都有在納粹極權下的成人生活經驗。哈維爾的祖國在二戰時曾被納粹德國占領。雖然在納粹滅亡時，他才九歲，但正如西蒙斯（Michael Simmons）在《不情願的總統: 哈維爾政治生涯》一書中所說， “(納粹)占領下捷克人生活的，那種既現實又不真實的特點貫穿在哈維爾的許多戲劇中。日常生活交談、日常行為舉動有了雙重意義，或者什麼意義都沒有。這種內在的荒誕再一次出現在另一種制度的生活之中。兩種極權對哈維爾的思想演化同樣重要，因為無論哪一種，生活都是一個謊言。 “

在納粹極權政治中，暴力和殘害，由一種 “必要的惡 “冠冕堂皇地變成了 “正義事業…

對於上述這幾個人物，醫生里厄都理解他們，愛他們，贊賞他們的勇氣和美德，與他們一起鬥爭。瘟疫是一種惡的生存狀態，而惡的化身是科塔爾， “鼠疫對科塔爾有好處。鼠疫使這個不甘孤獨的人成了它的同謀者。 “科塔爾在城里如魚得水， ” 他開始疼愛這些飛不上天、出不了城的人們。比如，一有機會，他就向他們解釋鼠疫並不像大夥兒所想像的那麼可怕。 ” 他弄不明白，為什麼他們不想安安逸逸地過日子，而偏偏要自尋煩惱。一直到科塔爾死去，醫生里厄對他都沒有好感或者同情。

我父親筆記里談的，是存在主義對惡的理解。這一理解被確定為 “道德教訓 ” 。小說的道德教訓是:…

從人的存在價值和與之相稱的、有尊嚴的公共生活來思考記憶，記憶就會對我們提出這樣的問題，人為什麼記憶? 記憶什麼? 以何種形式記憶? 偏重什麼記憶對像? 如何在記憶中汲取人類共同的教訓? 等等。對我來說，這些問題很重要，也很迫切，因此才有了這個文集。

關心記憶的最初原因，往往是個人的，關於記憶的寫作，也就成為一種紀念。在我這本關於記憶和見證的文集中，有我父親的身影和他留下的文字記憶。九年前，我父親去世。我在收拾父親的遺書時，看到一本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加繆的《鼠疫》(顧方濟、徐志仁譯)。在扉頁上有我父親手寫的筆記，可能是他寫的，也可能是錄別人的。筆記顯然是我父親為他自己記的，記的是《鼠疫》一書中，不同人物對惡的不同應對方式。…

換言之，對德勒茲而言，問題或大寫觀念都是涉及特異性的，確切地說，大寫觀念由一種「內在的問題架構客觀單元」所定義，但後者卻由系列化特異性所構成，而一切虛擬運作都含括於此（Deleuze, 1968, 220）。反過來說，所有特異性，其外在於經驗，其實都僅能以一種問題架構的形式被重複；特異性只存於問題架構的必要張力之中，而這些張力則來自至少兩異質系列的交互運作：其相互皺褶或含納、相互攫取或拒斥、發散或收斂⋯。問題架構場域充滿這些不確定與變動的張力，而決定這些張力的，正是微分關係下的特異點。確切地說，如果大寫觀念對德勒茲具有一種無可否定的實在性，那正是因為其毫無例外地是特異性的分配，德勒茲將此稱為「 大寫觀念的經驗論」（Deleuze, 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