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上述這幾個人物，醫生里厄都理解他們，愛他們，贊賞他們的勇氣和美德，與他們一起鬥爭。瘟疫是一種惡的生存狀態，而惡的化身是科塔爾， “鼠疫對科塔爾有好處。鼠疫使這個不甘孤獨的人成了它的同謀者。 “科塔爾在城里如魚得水， ” 他開始疼愛這些飛不上天、出不了城的人們。比如，一有機會，他就向他們解釋鼠疫並不像大夥兒所想像的那麼可怕。 ” 他弄不明白，為什麼他們不想安安逸逸地過日子，而偏偏要自尋煩惱。一直到科塔爾死去，醫生里厄對他都沒有好感或者同情。

我父親筆記里談的，是存在主義對惡的理解。這一理解被確定為 “道德教訓 ” 。小說的道德教訓是: 當人類面臨著惡的挑戰時，既不應夢想成為超脫於惡之上的聖人，不管相信上帝還是不信上帝的聖人，也不應該屈膝投降，束手待斃。應該像那些普通人一樣，懷著謙遜而真摯的感情，團結在一起，去從事看似平凡其實有效的工作。盡管他們的勝利不會是最後的，他們卻會在不斷的鬥爭，和不斷的勝利中獲得慰籍和幸福。他們因此而不會為只顧個人的幸福而感到羞恥，更不會為與惡勢力同流合汙而感到孤獨”。

現在回頭來看，我並不奇怪為什麼，這些1980年代初關於惡的想法，沒有涉及 “道德教訓 “之外的 “政治教訓 ”。這樣的政治教訓，我是後來才在阿倫特、雅斯貝爾斯、哈維爾和其他人那里了解到的。這也是本書第一輯文章的重點。

這些思想者都有存在主義的背景，都堅持人的公共存在，在他們那里，政治的教訓與道德的教訓經常是一致的。然而，在道德教訓可能只對個人有用的同時，政治教訓卻必須由公民群體一起來汲取。沒有成為公共政治思考的個人道德思考，很容易被當作一種多餘的聲音，然後被人忘卻。

卡夫卡講過一個《女歌手約瑟芬或耗子民族》的故事。耗子民族在很久以前一直有著唱歌的傳統，現在卻變成完全不懂音樂的群體了。耗子故事的敘述者說， “我們這一代整個都不喜歡音樂。寧靜平和算是我們最喜歡的音樂，我們的生活很艱難，即使我們有朝一日擺脫了日常生活的一切憂愁，我們也不可能達到如同音樂所能達到的境地，因為它距離我們的現實生活太遙遠了。……唯獨約瑟芬是個例外，她喜歡音樂，並且也懂得傳播音樂。 ”

 這位女歌手認為歌唱是最崇高最神聖的事業。她畢生追求歌唱事業的完美。盡管孤傲，她仍然是耗子民族的一員、國民的歌手。當她的同類被實際生活的重擔壓得不堪承受時，她便獻上她獨特的歌聲。

但是，耗子民族對女歌手約瑟芬的歌聲並不感興趣。女歌手很孤獨，覺得沒有一個人能真正懂得她的音樂。她吱吱的歌唱 “只會成為我們這個世界上最悲慘的一個命運 ”。漸漸地每況愈下， “過不了多久，她將吹出最後一聲口哨，然後便擁有沈默了。” “她躲起來不唱歌了，然而這個民族顯得很平靜，沒有明顯的失望。 ” 女歌手約瑟芬變得與她的同族沒有任何實際上的聯系，完全是孑然一身地活在幻想和虛空之中。並且， “由於我們不撰寫歷史，她很快就會像她的所有兄弟一樣，在更高的解脫中被忘卻。 ”

阿倫特、雅斯貝爾斯和哈維爾都是拒絕接受女歌手約瑟芬命運的人。他們走出極權的黑暗洞穴，即柏拉圖所說的那種洞穴，向外張望，看到來自洞穴之外的光亮。他們並沒有就此獨自慶幸地離去，而是執意要回到洞穴里，告訴還在洞穴里舒舒服服過日子的人們，外面才是一個有光亮的世界。這個光亮就是與納粹或者其它極權專制政治不同的民主道德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