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詩人海子在詩歌中說：從明天起，做一個快樂的人

從明天起，澳門也要做一個快樂的城市！ 應該讓一部分人在澳門先快樂起來！

為此，在澳門工作的十年中，我始終堅持認為：澳門之為澳門，它的地位必須是也只能是：亞洲不夜城（當然，最終應該成為世界級的“快樂”生產平臺，世界級的“不夜城” ）！

我的具體建議則是，澳門文化產業的發展戰略應該是：一島藍圖、兩極驅動、三翼展開、多元共生。 即：

一島--國際未來島藍圖；…

把澳門定位為"品質生活之城"， 反映了澳門之為澳門的現實特點和整體優勢，更符合現代城市發展的趨勢和時代發展的要求，同時，也源於對於澳門深厚歷史文化積澱與特色的洞察。

澳門是一座適合生活的城市，也是一座講究品質生活的城市。 澳門人懂生活，求精致、講素質、講品位，生活內涵豐富，生活方式新穎，善於將創業與生活彼此融合，善於在發展中創新生活，也善於生活。

也因此，作為幸福之島，澳門也必須將自己打造成為"品質生活"之城，也"讓市民生活得更美好"。 讓市民過上更有品質的生活，讓每一個市民都享受到高品質的生活，都能在澳門收獲幸福，應當作為澳門城市發展的最高目標。

最後，作為國際未來島，澳門也應該是一個快樂島。…

幸福，對於一個城市來說，實在是非常重要。

專家統計，從1958年開始，直到1987年，十年時間，日本的人均實際收入出現了5倍多的增長，但是， 幸福指數卻不但沒有增加而且反而有所下降。 而且，這種情況在當今世界也並非偶然，在美國、在加拿大、在東亞四小龍的發展過程中，也都屢見不鮮。 人們把它概括為："收入-幸福之謎"。

而在當代世界，人們所普遍遭遇到的難題就是：有發展，無幸福；不差錢，差幸福。 有學者統計發現，近半個世紀來美國人和日本人的經濟大大提高，但是，美國人和日本人的幸福指數卻並沒有提高。 而中國人最近十年中快樂指數也是下降的，1990年中國的快樂指數為6.64，1995年提升了一點，是7.08，到了2001年，卻下降為6.60。 顯然，十年中，中國經濟增長有目共睹，可是，快樂指數卻並沒有相應提高。…

尤其是，“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城市精神的發展， 很多東西也都起著重要的作用，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建設。

在城市發展當中，文化的作用日益凸顯，而且已經成為當今的共同趨勢。 回首千年，城市建設有著自身的發展歷程。 農業時代的城市是為神和君主而存在，所謂城市，也無非就是放大了的“廟”和“宮殿”。 工業時代的城市是為機器設計的，所謂城市，搖身一變，又稱為放大了的“廠房”。 當今之世，城市開始為人而存在，體現的是“以人為本”，成為人的精神家園。 這樣，文化的內涵也就日益引起高度的重視。

城市作為人類社會空間結構的一種基本形式，是人類文化發展的平臺，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視窗。 通過這個“平臺”和“視窗”，展示的是自己最美好的勞動成果。…

澳門建城450多年，曾經創造了輝煌，那麼，下一個450多年如何再造輝煌？ 澳門回歸也已經二十年，也曾經殺出一條血路，那麼，未來的歲月如何闖出一條新路？

立足未來，恰恰是澳門城市定位的最佳角度。

作為未來之城，對於澳門，這實在是一次歷史的契機！

歷史，把澳門推到了一個命運的制高點上。

澳門，置身於未來的晨曦，屬於美好的未來，無疑應該先行、先試，率先進入人類未來的生活方式，以人類未來的追求為追求，以人類未來的目標為目標，以人類未來的生活為生活，成為人類的未來日不落產業的孵化器，日不落美好生活的孵化器。…

無疑，實事求是說，面積、人口、自然資源和市場規模的限制的"小澳門"要發展"大經濟 "困難重重，澳門發展博彩業也並不具有壟斷優勢，無非只是因為別人沒有開而已，因此只是地域壟斷。 對於澳門來說，成本優勢、歷史經驗的積累是一個優勢，但是也很容易被復制；澳門的自身的建築品質、人文景觀、交通條件、配套服務，其實也不比香港新加坡要好。 而且，在新加坡、南韓陸續開賭場後，賭客可能就會轉到南北韓或者東南亞區賭博了。 因此，實事求是地到說，澳門不僅與相鄰香港相比缺乏優勢，即便與相鄰的"小特區"珠海比較， 也沒有優勢。 珠港澳大橋的建成，有利於加快區域間的經濟合作，不過，珠港澳大橋建成後，澳門要吸引內地旅遊業會更加艱難。 例如，這可能使原本過夜率不高的澳門，更有可能雪上加霜，成為區域旅遊中的"客廳"，而不是" 臥室"，遊客穿堂而過，數量大，但是品質不高，而且，更要命的是，只遊覽，但是卻不消費。…

歷史早已證明，珠江口岸歷來也是商家必爭之地。 例如，有地理研究者和歷史研究者對中國歷史發展與地理的關係研究後，發現唐宋之後中國歷史地理的大門就在珠江口，而且千年不倒。

歷史上，唐宋之後的國家強盛，導致的中國歷史地理發展的基本路線，就是順東轉南並一路朝南走。 可是，中國人在東邊的艱苦努力卻一直沒有奏效，倒是在國家危亡的時候，外來勢力進入中國，卻往往從東邊破局，顯然，這就是上海之所以問世的原因。 同樣，過去的很多年里，中國也曾經在東北、在華東華北沿海、甚至在三線謀求發展，但是，卻都失敗了，為什麼會如此？ 豈不是從反面證明只有珠江口才是中國的發展方向？

那麼，中國為什麼會一路向南？ 為什麼會在珠江口打開國門？ 原因當然是在於中國的海外市場在南邊，而不是在東邊，這樣，珠江口就是最為適宜、便捷的。…

例如，1993年，美國《外交事務》雜誌刊登了哈佛教授亨廷頓的警世之作--《文明的衝突》，在《文明的衝突》中，他突出地強調文化因素在塑造全球政治格局中的核心作用，認為一些作為" 文化實體"的文明正在取代冷戰集團而成為全球政治的主要活動者和行為者，他預言全球政治的未來是：不同文明的族群之間的文明間的衝突，尤其是三大文明即西方文明、中華文明、 伊斯蘭文明之間的衝突。 這無疑是為世界提供了一個文化間交流與對話的模式--衝突模式。 而且，1999年的科索沃危機、2001年發生的"9·11"事件，以及之後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 也都是這一衝突模式的注腳和印證。

可是，更多的學者卻認為，當今世界還應該存在一個截然不同的文化發展的模式--和諧模式，不同文化之間，必須平等、雙向、互惠、互補。 否則，世界的現代化就不能說是成功的。…

何況，認為澳門是"東方拉斯維加斯"、"東方蒙地卡羅"，其實也充其量只是一種因為隔岸觀火而必然產生的欲望投射。 由於距離的間隔，澳門也就成了大部分的來澳門旅遊的欲望投射的想像空間。 因為是為賭博而來或者是慕賭博的名而來，他們所看到的，當然也就只是澳門能夠滿足自己欲望的那個方面，至於真實的澳門，作為遊客的他們，則是完全不屑一顧的。 可是，作為澳門的研究者，卻無論如何都不能如此輕率而且任意。

於是，又有人將目光轉向了遙遠的過去。

400多年前，澳門並不以"賭城"名世，而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中轉站，海洋中國的出發點。 綿延18000公里的海岸線和300多萬平方公里的廣闊海洋國土面積，為澳門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舞臺，由此啟航， "…

內容提要：作為特別行政區，澳門有著自己的特別之為的“特”，也有著自己的特別之位的“特”， 更有著自己的特殊特色的“特”。 不同於曾經的“視窗”、“敦煌”、“遺址”，澳門至今還鮮活地存在著、發展著，至今還充盈著屬於未來的無限啟迪以及可以發揚光大的文化經驗。 澳門過去、現在、將來，都始終在先行、先試，進行著中西文化的交流、對話的實驗。 澳門亟待定位為“國際未來島”。 在“有氧文化”的基礎上實現“有氧奔跑”就是澳門的文化命運。 因而，澳門既是天堂島，讓一部分人在澳門先愛起來；又是幸福島，讓一部分人在澳門先幸福起來；還是快樂島，讓一部分人在澳門先快樂起來。 澳門應該是“亞洲不夜城”；成為世界級的“快樂”生產平臺，世界級的“不夜城”，理應作為 澳門的戰略方向

我從2008年開始，曾經長期在澳門工作達十年之久，相繼任澳門科技大學特聘教授、博導（2007-）、…

劉擎：



在什麽意義上，維柯的反現代思考對於今天、對於我們的時代仍然具有相關性？他的一些想法，比如在政治中「馴服哲學」以及對「反思的野蠻」所作的批判，對我們批判性地理解現代性（特別是現代政治）有何益處？維柯政治思想中有什麽我們應當予以警覺的危險？



里拉：…

馬克·里拉（Mark Lilla）是美國具有影響力的學者與公共知識分子，他曾先後在紐約大學政治學系、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任教，目前是哥倫比亞大學宗教與人文學教授。2008年5月，里拉的成名作《維柯：反現代的創生》的中譯本由新星出版社出版，里拉教授應邀就這部著作的有關問題接受了這次訪談。



劉擎：



感謝您接受我的訪談。您的名字對於中國讀者來說並不完全陌生，前兩年您的著作《知識分子遇到政治》以及編著的《以賽亞·伯林的遺產》已經在中國翻譯出版，這部《維柯：反現代的創生》最近又有了中譯本。我們想更多地了解您的思想生涯。你是如何開始走上學術道路的？…

劉擎：



這本書的主要論點，用你書里的一句話來概括，就是要揭示「維柯是第一位以現代社會科學的面目來表達一種深刻的反現代政治理論的歐洲思想家」。如果我們以你的研究來對比伯林對維柯的解讀——這也是許多中國讀者所熟知的闡釋——將維柯視為一位多元主義者，那麽我們是否可以說伯林誤讀了維柯？或者，伯林也還有一半是對的——他將維柯看作是一位反啟蒙思想家？



里拉：…

總得來看，我們不能認為維柯已在西方或得足夠多的重視。比如施特勞斯編《政治哲學史》和最近重譯薩拜因《政治學說史》中都沒有維柯的地位，近年來也沒有更多關於維柯的專著湧現。當然Donald Phillip Verene和Leon Pompa等學者多年來堅持研究維柯，他們的工作值得推薦。…

柯勒律治贊揚過，巴爾扎克嘲弄過，陀斯妥耶夫斯基在獄中求讀過，馬克思論及過，克羅齊私淑過，文藝復興造反者的行囊中珍藏過，被伯林置於反現代性的核心，被朱光潛遲暮之年奮力翻譯，被劉小楓、甘陽認為古今之爭樞紐的人，就是維柯。

新星推出馬克•里拉的成名作《維柯：反現代的創生》富有多重含義。馬克•里拉是近年不斷走紅的芝大政治哲學教授，公共知識分子。他的《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和《以塞亞•伯林的遺產》都在國內產生過不小的影響。這本《維柯》是里拉教授的成名作，研究路數深受

以塞亞•伯林的影響，將維柯置於一個宏大的思想背景之中，新意創見層出不窮。…

如果我們等著，在一片枯葉上同時夢見兩個相向而馳的時代，那這片枯葉是何種性態便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方法論，是諸種思維聚焦的那一剎那有一片可資認領的枯葉飄落下來。不是有人說「一個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嗎？不是有人說「落葉到飄落為止」嗎？某些特殊時刻，我們是否真的意識到反對自我的錯誤就是反對所有的人呢？

卡通貓迄今為止只是展露了它三種可以理解的類型：狂暴的；溫和中性的；假情調的。但沒有一種不是被暗中籌劃好了的聰明的撒（傻）旦（蛋）。有時候，狂暴的卡通貓也溫和地舔舔熒光瓜子；中性的卡通貓也娘娘腔，而假情調的卡通貓則永遠不可能狂暴起來，因為它脊骨軟綿綿的，即使想狂暴一下，也頂多是做做樣子而矣，並且立刻就累得趴下了。所以依然是娘娘腔，依然是假情調。俗話說得好：「離了婚就別再來找我。」正是如此，所有卡通貓都深諳作為一個特殊的符號自有某種不移的本份和倫理。這，是頂頂重要的！…

如果有人樂觀地認為現代漢語這一內置的、本質上的「矛盾」，實在有利於新詩中傳統與現代的有機結合，那就可能真是樂觀過頭了，對其複雜性估計過低了——我個人傾向於認為，這種語言的內部形態，是「現代漢語」面對的特殊問題，它，迥異於現代性成熟的語種（英語、法語等）中詩人所可能面對的，甚至，其險峻處，也不能設想為與保羅·策蘭面對德語類似，不能設想成與布羅茨基面對英語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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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講，崖山蹈海之後，已無中國。此話實在誇張，卻可以反映出所謂漢文化歷史演變中的一些問題。如果說封建超穩定文化結構下（決無自我內部發難並吸收、轉化這反抗的機制），曾經長期存在一種與現代文明主體含義大相徑庭，但總算還能「凝聚」個體之「多」（實則是某種「一」的個體樣本之多而已。不過，這個「一」，也絕不是如同西方邏各斯中心主義的「一」）的所謂「主體」，那這個主體，也在一些特殊的時期、事件中，逐漸地、甚至「忽如一夜春風來」似地被解構了。「崖山蹈海」，或許就是第一個醒目的悲劇性節點。…

為何新詩批評中要慎用該術語

當我們的文學批評界（這里·不含臺灣、香港）在80年代底、90年代初興奮地引進「後現代主義」時，一些西方學者（如杜威·佛克馬）就曾經善意提醒說，這一術語，應該僅僅限於西方世界（歐美）。後現代文學作品，是與一種特殊的思路相關的、具有針對性的的「批判性」文學實踐，它局限於某個特殊的文學傳統（不管「後」的含義是取接著現代主義而來，還是取逆向相背），它需要一「前置」條件，即成熟的現代性。…

如果我們把目光局限在專事文學批評的的專家那里·，可以看到，在七八十年代文學批評的「理論時代」，後現代主義這一術語，乃至其他術語的使用，不可避免地後結構化了、解構化了。譬如，以德里·達的「解構」原則為基礎，結合伽達默爾的本體論闡釋學，導致了文學批評界赫赫有名的「耶魯學派」在70年代的誕生（保羅·德·曼，米勒等）；再譬如，1971年以《俄耳甫斯的解體：走向後現代主義文學》一書開始影響批評場域的伊哈布·哈桑，到了1980年時，已經把大量的後結構主義思想和概念方法拉進了自己的後現代圈子，從而將其變成了一種成熟的、具有「多重適應性」的認識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