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況，認為澳門是"東方拉斯維加斯"、"東方蒙地卡羅"，其實也充其量只是一種因為隔岸觀火而必然產生的欲望投射。 由於距離的間隔，澳門也就成了大部分的來澳門旅遊的欲望投射的想像空間。 因為是為賭博而來或者是慕賭博的名而來，他們所看到的，當然也就只是澳門能夠滿足自己欲望的那個方面，至於真實的澳門，作為遊客的他們，則是完全不屑一顧的。 可是，作為澳門的研究者，卻無論如何都不能如此輕率而且任意。

於是，又有人將目光轉向了遙遠的過去。

400多年前，澳門並不以"賭城"名世，而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中轉站，海洋中國的出發點。 綿延18000公里的海岸線和300多萬平方公里的廣闊海洋國土面積，為澳門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舞臺，由此啟航， " 大陸中國"轉向"海洋中國"，"耕地"轉向"牧海"，當此之時，作為"農耕文明"的代表，作為"大陸族群"，中國人也確實曾經一改"精衛填海"的傳統，脫離原先內陸帝國的運行軌道，"頭枕東南，面向海洋"，躋身世界上最早探索海洋的族群之一。 盡管，後來我們人為地終止了這一偉大的歷史行程，藍色終成往事，不過，畢竟要承認，在長達數百年的時間里，中國確曾擁有東西方交通樞紐--海上絲綢之路的命脈，作為東方的"海上馬車夫"， 中國也曾在帆船時代寫下了一篇又一篇走向世界的藍色傳奇。 為此，越來越多的歷史學家相信：人類的現代世界不是開創於歐洲，而是開創於大明帝國，人類的第一次世界經濟也不是開創於歐洲，而是開創於大明帝國。 而澳門之為澳門，重大的意義也就在這里。 它毫無懸念地成為了"海洋中國"的歷史見證。

不過，這一切也畢竟已經成為過去，也畢竟已經是澳門曾經的輝煌。 在"帆船時代"之後，在"輪船時代"，一海之隔的"大香港"早已迅速崛起，也早已成為遠東日益繁榮的貿易轉口港，這意味著：盡管葡萄牙人入據澳門是自1553年始的，香港則是在1843年才"割讓"給英國，其中存在著將近300年的時差，然而，缺乏深水港的澳門的逐漸退出"海洋世界"，卻是無可改變的歷史事實。 何況，457年來，在澳門頻繁交流的，遠遠不僅僅是白銀，而是文化。 也因此，與其把澳門界定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中轉站"、"海洋中國的出發點"， 當然就不如把澳門界定為"中西文化第一次交流的視窗"、"中國文化寶庫的又一個敦煌"、"世界文化的重要遺址"，確實，相當的一部分澳門的關注者也就是這樣起步的。 可惜，類似的看法卻仍舊是令人陡生困惑。 這當然是因為，當澳門一旦成為"窗口"、"敦煌"、"遺址"的時候，它也就偏偏不再是澳門了。 因為它已經"死去"，已經進入"博物館"，已經成為了"歷史文物"。

在我看來，對於澳門的關注，必須從未來開始。 澳門之為澳門，其中最最重要的，並不在於它是否是 "窗口"、"敦煌"、"遺址"，而在於：它是否還存在著、是否還活著、是否還能夠滿足未來的時代需要。

於是，我們就還有必要再回到前面提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問題。

不難看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非常可取的話題。 因為古老的中國畢竟不能老是充當西方國家的學生的角色，不能總是躲在別人的模式後面去謀求發展，而且，中國作為一個古老的東方國家，也完全有能力、有責任通過自己的成功實踐，去豐富和發展世界發展模式， 並且為人類文明的不斷走向繁榮與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甚至，也完全有能力、有責任通過自己的成功實踐，去成為世界發展新思路、新范式的領跑者，從而， 拓寬後發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豐富人類對現代化發展道路的認識，同時，也促進全球化時代人類文明的多樣性發展。

而且，中國的古老文化決定了，它必定是一個稟賦著"文化欲求"的大國，也必定是一個有其自身的"文化追求"的大國，也因此，能否在文化特色、文化經驗、文化道路上做出自己的建樹， 能否向世界提供一種具有普遍價值的文化理念，事實上也正是對於我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嚴峻考驗。 只要中國還不能在文化上為２１世紀的世界注入全新的價值理念，或者在文化上為２１世紀的世界提供全新的文化經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可能夢想成空。

（本文作者：潘知常；原題：我心中有猛虎在細嗅薔薇—— 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建設中的文化命運；原載：2019-12-18　爱思想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