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我心中有猛虎在細嗅薔薇—— 澳門文化命運 8

幸福,對於一個城市來說,實在是非常重要。

專家統計,從1958年開始,直到1987年,十年時間,日本的人均實際收入出現了5倍多的增長,但是, 幸福指數卻不但沒有增加而且反而有所下降。 而且,這種情況在當今世界也並非偶然,在美國、在加拿大、在東亞四小龍的發展過程中,也都屢見不鮮。 人們把它概括為:"收入-幸福之謎"。

而在當代世界,人們所普遍遭遇到的難題就是:有發展,無幸福;不差錢,差幸福。 有學者統計發現,近半個世紀來美國人和日本人的經濟大大提高,但是,美國人和日本人的幸福指數卻並沒有提高。 而中國人最近十年中快樂指數也是下降的,1990年中國的快樂指數為6.64,1995年提升了一點,是7.08,到了2001年,卻下降為6.60。 顯然,十年中,中國經濟增長有目共睹,可是,快樂指數卻並沒有相應提高。

原來。 幸福的獲得,其實並不像人們直觀觀察的那樣,僅僅與物質消費有關,事實上,還與閑暇時間更加相關。 準確地說,具有邊際報酬遞增的特徵。 在脫貧的階段,幸福的獲得確實與收入提高有關係,但是,在收入提高之後,情況就有所不同了。 有學者提出,總體幸福度由工作滿意度、健康滿意度、生活滿意度、閑暇滿意度、環境滿意度和財務滿意度等6個域幸福度決定,而且,在這6個"度" 之間還存在互補功能。 其中,幸福和生活滿意度之間的關係呈現完全的正相關,這意味著,閑暇滿意度的提高與幸福的提高是完全正相關的。

因此,閑暇時間足以增進幸福感,並且通過增進幸福感來提高工作效率和引發全部城市的創新。

由此我們發現,閑暇也是生產力。 據統計,1987年至2003年間,我國休閑時間與城鎮居民消費之間的積極影響是:休閑時間每增加1%,就刺激消費增長0.93%,這意味著:休閑的消費彈性已經趨於1。 可見,在城市有了相當發展之後,閑暇時間、休閑活動的重要性就變得異常重要。 閑暇,開始異軍突起,在微觀上影響著個體的幸福和效率,也影響著個體的生活品質,而且通過這種影響,成為創新的個體基礎和策動之源,最終對整個經濟系統產生影響。

也由此,我們認為,最為適合澳門的發展道路,正是這樣一條通過增加閑暇時間去增進幸福感,並且通過增進幸福感來提高工作效率和引發全部城市的創新的道路。

澳門,應建設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把讓每一個人生活得更幸福作為城市的奮鬥目標的城市。

在澳門,每一個人都可以領到通往幸福的簽證!

在澳門,幸福會被作為珍貴的禮物,交給每一個懂得珍惜的人!

在澳門,我的幸福我做主!

澳門應該被打造為幸福天堂,讓一部分人在澳門先幸福起來!

而要把澳門打造為幸福天堂,必須從 "品質生活"開始。

  品質生活,與生活品質不同,一般指對於日常生活狀態的一種質性描述,是人們對於生活品質的一種預設的努力目標。

對於品質生活的強調,意味著從市民幸福生活的需求角度審視城市,是以人為本、以民為先的體現,是把每一個市民的當下願望與城市發展的長遠目標結合起來的需要, 也是從終極意義對於城市的一種把握。 品質生活是城市的價值追求,是城市發展的氣質與標桿,追求品質生活也是城市的根本動力。 我們知道,生活方式和生活內涵的創新密切關聯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因此,抓住了生活品質這一關鍵,也就抓住了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 可見,它是應對經濟社會發展新趨勢的一個重大的戰略抉擇。

對於品質生活的強調,也意味著城市經營的重大轉型。 能否真正跨入發達城市"門檻",人均GDP是否超過10000美元當然非常關鍵,但是市民是否真正享受到了發達城市的品質生活,則是另一關鍵。 羅斯托的發展階段理論提出,到達人們追求品質生活的階段,共建品質生活,共用品質生活,就成為新的追求。 品質生活,成為城市競爭中的"制高點"。 城市的發展是為了市民的生活,政府的努力要圍繞市民的生活,品質生活,也使得市民對於自己的城市產生認同感、歸屬感和自豪感,同舟共濟、榮辱與共,進而以主人翁姿態投身自己的城市建設。




(本文作者:潘知常;原題:我心中有猛虎在細嗅薔薇—— 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建設中的文化命運;原載:2019-12-18 爱思想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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