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柯·防疫宏大歷史敘事的誘惑下

劉擎：

在什麽意義上，維柯的反現代思考對於今天、對於我們的時代仍然具有相關性？他的一些想法，比如在政治中「馴服哲學」以及對「反思的野蠻」所作的批判，對我們批判性地理解現代性（特別是現代政治）有何益處？維柯政治思想中有什麽我們應當予以警覺的危險？

里拉：

對我來說，維柯仍然是一個有待於不斷研究的「個案」，我們得以從中探查：當一個思想家為當下的衰敗而憂慮，並將他的憂慮投射於一種對歷史的宏大敘事的時候，那將會發生什麽？施特勞斯（既然我們已經提到了他）在他的《自然權利與歷史》中表現出同樣的傾向。研究這樣的思想人物有助於我們懷疑形形色色的歷史哲學，並深入到作者自身的時代與關懷之中去探尋這種歷史哲學的淵源。我希望我的這本書能有助於讀者獲得一種「抗體」，以防疫宏大歷史敘事的誘惑，因為這種誘惑仍然持續地在激發當今的知識分子，並經由他們，鼓舞各種政治運動。

劉擎：

這部著作的英文版最初發表在1993年，至今已經有十五年了。但我似乎感到，這本書中的一些主題在你後來的寫作中在不斷地深化展開，從《知識分子遇到政治》直到最近的《夭折的上帝》。回顧地看，你對維柯的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你此後的問題意識和研究旨趣？

里拉：

你看得很準，我的確是在不斷地回到一些相同的論題——有時我感到自己像一隻反復咀嚼同一塊骨頭的狗！這塊「骨頭」到底是什麽？在最基本的層面上來說，這是（一般意義上被構想的）啟蒙的問題。西方哲學傳統的一個主要預設是，知識總是好（善）的：我們可以辯論什麽構成了真正的知識，也可以辯論什麽構成了善，但是這種等同（將知識等同於善）卻是被普遍認定的。但在這種傳統中也存在著對立相反的聲音——質疑這種等同的存在，重視前理性與潛理性，憂慮人類的好奇心，而迷醉於人的純真無知。所以，西方傳統中存在著一種潛伏的卻是生生不息的反啟蒙聲音，這是需要我們認真對待的。反啟蒙的聲音之所以值得重視，既是因為其主張，也是因為其魅力向我們揭示出關於我們自身的某些東西。我最近出版的著作《夭折的上帝：宗教、政治與現代西方》處理了宗教與政治領域中始於19世紀的反啟蒙的誘惑。在下一部著作中，我打算在更一般的意義上處理這個問題，著手考察一種強有力的理念——我們越是無知，我們就越幸福。

劉擎：

論述維柯的這本書可以說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著作，而我感到您後來的作品在文體上變得更為通俗，似乎有意識地要面向更寬的讀者群。如果我的感覺沒有錯的話，這種變化的動機是什麽？

里拉：

實際上，當年我在紐約做編輯工作時，就學著如何針對普通讀者來寫作。我認為這種寫作是更為困難的，它施加了一種學術寫作所不要求的智識規約。當你要用清晰通俗的語言向非專業讀者表述你的論證時，論證中可能存在的缺陷反而會更明顯地暴露出來。我盡力采用德國作家布萊希特的一種方式：他在自己的寫字臺上擺放著一只小木驢，它的頭頸上刻寫著這樣一句話——「我也必須能理解」（Ich auch muß es verstehen）。是的，我是為我們大家都有的那隻「小木驢」而寫作。

劉擎：

非常感謝您為此付出的時間，希望這個訪談有助於中國讀者對您這部著作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