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1993年，美國《外交事務》雜誌刊登了哈佛教授亨廷頓的警世之作--《文明的衝突》，在《文明的衝突》中，他突出地強調文化因素在塑造全球政治格局中的核心作用，認為一些作為" 文化實體"的文明正在取代冷戰集團而成為全球政治的主要活動者和行為者，他預言全球政治的未來是：不同文明的族群之間的文明間的衝突，尤其是三大文明即西方文明、中華文明、 伊斯蘭文明之間的衝突。 這無疑是為世界提供了一個文化間交流與對話的模式--衝突模式。 而且，1999年的科索沃危機、2001年發生的"9·11"事件，以及之後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 也都是這一衝突模式的注腳和印證。

可是，更多的學者卻認為，當今世界還應該存在一個截然不同的文化發展的模式--和諧模式，不同文化之間，必須平等、雙向、互惠、互補。 否則，世界的現代化就不能說是成功的。

於是，我們立刻想到了古老的中國，想到了中國所應該有的文化責任和文化自信。

也於是，我們就立刻想到了澳門。

澳門457年的發展模式，就完全可以被稱之為：和諧模式。 在這里，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始終是和諧互動、交融相生，在多元中求和諧，從差異中求大同。 多元共生 整合會通，多元融合，多元並存 ，多種文化並置，互相闡釋，互相融合。 賭場與教堂並存，教堂與寺廟並存，而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例如，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瑣羅亞斯德教、巴哈伊教、摩門教，等等，就始終和諧有序地在這塊土地上和平共處。 在這個意義上，澳門的和諧模式就猶如英國當代詩人西格夫里·薩松的那句警言："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 "這警言，臺灣當代詩人余光中先生曾精彩地譯為："我心里有猛虎在細嗅薔薇。 "

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曾經預言說，"西方觀察者不應低估這樣一種可能性：中國有可能自覺地把西方更靈活、也更激烈的火力與自身保守的、穩定的傳統文化融為一爐"， "如果中國能夠在社會和經濟的戰略選擇方面開辟出一條新路，那麼它也會證明自己有能力給全世界提供中國和世界都需要的禮物。 這個禮物應該是現代西方的活力和傳統中國的穩定二者恰當的結合體。 "令人欣慰的是，澳門在過去的歷程中，竟然真的做到了。

遺憾的是，即便是澳門人自己，也對於澳門的這一歷史貢獻估計不夠。 現在看來，事實上，這，才是澳門為當代中國、當今世界所作出的真正貢獻。

澳門之為澳門，真正的意義就在於：它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文化特區，一個已經存在了457年的文化特區。 這個文化特區，有著自己的特別之為的"特"，也有著自己的特別之位的"特"， 更有著自己的特殊特色的"特"。 放眼世界，倘若要尋找一個中西文化每天都在異彩紛呈地上演精彩的交流與對話的一幕的所在，那麼，除了澳門，也實在別無它屬。
而且，不同於曾經的"視窗"、"敦煌"、"遺址"，澳門至今還鮮活地存在著、發展著，至今還充盈著屬於未來的無限啟迪以及可以發揚光大的文化經驗。 澳門過去、現在、將來，都始終在先行、先試，進行著中西文化的交流、對話的實驗。 而澳門為世界所提供的另一種文明發展的模式，則既可以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之間化解衝突提供歷史智慧，更又可以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之間和諧交往提供有益借鑒。

顯而易見，這也就正是澳門的定位與意義。

　　
二

　　
進而，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思考澳門的文化命運，還無可避免的關涉到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建設。

長期的澳門研究告訴我，關於澳門的思考，存在著四個基本的、絕對不容忽視的前提，而倘若離開四個基本的、絕對不容忽視的前提，澳門的文化產業發展則無異於"沙礫上的城堡"。 具體來說，它們是：

一、絕對不能離開博彩業的前提

二、絕對不能離開澳門自身發展的前提

三、絕對不能離開海洋生命線的前提

四、絕對不能離開港珠澳大橋的前提

而以第四個前提而言，毫無疑義，港珠澳大橋的建設早已為世人所矚目。 而且，顯而易見，港珠澳大橋最重要的意義就在：它把澳門和它所賴以生存的生命線聯系得更緊了。 港珠澳大橋，意味著一個全新的理念的凸顯，這就是：珠江口產業新平臺。

（本文作者：潘知常；原題：我心中有猛虎在細嗅薔薇—— 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建設中的文化命運；原載：2019-12-18　爱思想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