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樂觀地認為現代漢語這一內置的、本質上的「矛盾」，實在有利於新詩中傳統與現代的有機結合，那就可能真是樂觀過頭了，對其複雜性估計過低了——我個人傾向於認為，這種語言的內部形態，是「現代漢語」面對的特殊問題，它，迥異於現代性成熟的語種（英語、法語等）中詩人所可能面對的，甚至，其險峻處，也不能設想為與保羅·策蘭面對德語類似，不能設想成與布羅茨基面對英語類似。

那種後現代性在其中可以發揮較強語言針對性和效力的語種，其詩歌寫作過程，一如用油彩去鋪設油畫畫面，而漢語新詩寫作，就如同用墨汁去畫油畫——不是沒有詭異「成功」的可能，而是說，那種成功即使有，也具有我們現在還看不清楚的特殊性、複雜性，現在，唯一看得清楚的是，後現代主義似的寫作，要想在漢語新詩中發揮出針對性的建設/解體功能，必須審慎，必須考慮一些基本常識，與湧至眼前的「現實」拉開一點距離，往背景里·拉；必須考慮如何先在一種被撕裂的、並不與「中心」相對的碎片性中，建立起你要「解構」的東西，但它，已不純是西方後現代主義曾經解構的主體性，更不會只是「遷就」所謂傳統漢語或現代中國政治實踐中的「集體幻象式」主體。

當代漢語新詩寫作，除了思考東歐詩人（如米沃什，扎加耶夫斯基等）在置身世界詩歌時要思考的類似問題（一篇訪談中，扎加耶夫斯基曾經明確地譏諷所謂的「後現代主義的祭師」），還要思考漢語和使用漢語的人，思考他們在這個時代遭遇的特殊、複雜問題，也許，後者更為重要，至少和前者一樣重要；二十世紀人類的共同精神遺產和困境（科學、技術的巨大進步；自然環境惡化；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冷戰；以及自由資本主義的逐步「全球化」等），以及切身的中國語境的問題（尤其是近年來所謂的「大國崛起」，景觀社會和「小市民」社會的怪異鉸合，同時，後現代主義直接解構的同質性，恍若一條泥鰍，一眨眼就成功脫身，並演繹出大不同於以前的全球美元「換算」和「符碼」體系。不僅僅在經濟、政治上，而且在新型的軍事博弈、對峙中），還有個人生命、文化經驗的獨特性和偶然性（譬如「個人隱私」），無一不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哪怕一個邊區詩人的筆觸。

這里·面，絕不是簡單的贊美後現代主義或詛咒後現代主義就能解決，換句話說，是否後現代主義，哪種後現代主義「模式」有意義，或者後現代主義是否對新詩具有建構意義的啟發，已經不是一個重要問題。當然，誰也無法貶抑詩歌的文化「創生」甚至「預言」功能，相反，正是站在這樣的可能性角度上，站在「家族相似」的批評思路上，我們發現：漢語新詩中，「後現代主義」這種家族相似，即使可以就表面技法鋪排文字（譬如可以站在「後」的角度去分析卞之琳的「人稱漂移」；站在語言新的內在性角度去分析車前子的當代詩；站在「遊戲」、「表演」的角度去分析楊小濱·法鐳的寫作，等等——），甚至，你可以把它弄得花團似錦，但這種鋪排，最終都極其容易在一種深入的文化追問下顯得矯情，從而失去「有硬度」的真實，渙散批評所期望釋放的詩性力量。

十多年前，我在一篇粗魯的遊戲性詩學隨筆《界線不明的詩學編組練習》中，曾經「談」到「卡通貓與後現代詩歌」，這里·願意引用出來，作為關於後現代，更主要是關於此文的一個也許有點「歡樂」的結尾：

卡通貓迄今為止尚未找到自己的真實身份。卡通貓是一種無中生有的貓，無事生非的貓，聰明絕頂的貓，我們看見它在一個二維世界里·不斷演繹人間萬象，煞是熱鬧，所以卡通貓的宿命便是將萬物從「有」歸化為「無」，甚至把那聲粘乎乎的，似乎還有點個人隱情的夜嘶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