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是一個下午，我在車站聽見兩個婦人在談論那個搬進河邊小木屋的女人。其中一個告訴她的同伴，那天早上她和那個女人說話，得到十分冷漠的反應。她的同伴同意那個女人好像不太友善──許有些傲慢；她少說也有三十歲了，因為那個小女孩至少有十歲。頭一個婦人又說，她說話帶著京腔，顯然不是本地人。她們又談了一下她的「美國朋友」那個婦人又說了一次早上她是多麼不友善。

如今回顧，我相信那時與我住在一起的那些婦人，不少人曾經滄桑，有著悲傷和痛苦的過去。可是在當時，看著她們日復一日忙著丈夫和孩子的瑣事，我幾乎難以相信她們也曾經過戰時的悲劇和夢魘。我從來無意顯得不友善，但我可能也從來沒有特意去表示友善。因為在那段時間，我仍然希望盡量不與人交往。…

第一章 

我們小女兒的名字霓紀並非暱稱，而是我和她父親妥協下的結果。他希望女兒有個日本名字，而我，也許是出於自私，不願回顧過去，堅持她該有個英文名字。他終於同意取名霓紀，認為這個名字帶點東方餘韻。 

她今年回來看我。那是四月間，天氣仍然陰冷淒濕的時候。也許她原打算多住一陣，我不曉得。可是，鄉間的寂靜使她惶然不定，我不久就看出她渴望儘快回到她倫敦的住所去。她不耐煩地聽著我那些古典音樂唱片，焦躁地翻過一本又一本的雜誌。找她的電話不時而來，她跨過地毯，過緊的衣裳裹著她細瘦的身子，消失在拉上的門後，以免我聽到她的談話。她住了五天就走了。 …

志雄不能不開口了，是經過了痛苦的思慮，他才結結巴巴的說：

“元芳！你這樣會使我良心受到譴責的！我一直在想，怎樣賺到更多的錢，使雙方的生活過得更好些。”

誰知志雄說完這些話，倒哭了。是流的二十五年來的良心的眼淚嗎？

哼！元芳想到這兒，不由得冷笑了一聲。燭光更亮了，是怎麽回事？原來是燭芯快燒完了，所以火苗伸得老長老長的。哼！她那天也像這根快燒完的燭芯吧，居然對志雄的男子漢的軟弱的哭泣，完全不放在眼下，她也把脖子伸得老長老長的，冷笑著說：

“這不是物質生活的問題，而是精神的。唯有離婚才可以減輕，——甚至可以說，卸除雙方這種精神的負載。”…

“大姐，我知道，在淪陷區的人過的是什麽日子，艱苦的煎熬。”志雄歉疚的回答說。

“艱苦的煎熬？那算得了什麽？要講起衣食住來，我倒可以說，我們都沒受什麽苦，物質的供應，可能比抗戰的後方還好些。可是，你要知道，元芳在你離開北平的第三天，就受了一次大傷害，這可不是人人都受過的，可是元芳受了，為了你……”

元芳想攔住大姐不要說，可是大姐的話像洪水般的沖了下來：…

真是的，那小街的廟會的夜里，

電影的小棚子里，

漂浮著汽油燈的臭煤氣，

秋夜的叫子叫得好淒涼啊！

呼嚕嚕的叫了，隨即消失，

四邊忽然的暗了，

淡藍的、淘氣小廝的電影出現在我眼前了。

隨後又呼嚕嚕的叫了，…

在我的頭腦里，

就像在黑暗的曠野中一樣，

有時候閃爍著革命的思想，

宛如閃電的迸發——

但是唉，唉，

那雷霆的轟鳴卻終於聽不到。

我知道，…

看啊，今天那蒼空上，

飛機又高高的飛著了。

一個當聽差的少年，

難得趕上一次不是當值的星期日，

和他患肺病的母親兩個人坐在家里，

獨自專心的自學英文讀本，那眼睛多疲倦啊。

 …

今天早上醒過來的時候，

忽然又想要可以稱作我家的家了，

洗臉的時候也空想著這件事，

從辦公的地方做完一天的工作回來之後，

喝著晚餐後的茶，抽著煙，

紫色的煙的味道也覺得可親，

憑空的這事又浮現在心頭——

憑空的，可又是悲哀的。…

我平常很尊敬他，

但是現在更尊敬他——

雖然在那郊外墓地的栗樹下，

埋葬了他，已經過了兩個月了。

實在，在我們聚會的席上不見了他，

已經過了兩個月了。

他不是議論家，…

我不喜歡這國里的女人。

讀了一半的外國來的書籍的

摸去粗糙的紙面上

失手灑了的葡萄酒，

很不容易沁進去的悲哀呀！

我不喜歡這國里的女人。

 …

我知道了，恐怖主義者的

悲哀的心——

言語與行為不易分離的

唯一的心，

想用行為來替代

被奪的言語來表示意思的心，

自己用自己的身體去投擲敵人的心——

但這又是真摯的熱心的人所常有的悲哀。…

在這部詩集里，還可以看到啄木在自己困苦的生活中，他不是只拘泥於自己本身，可以說他是由己及人地關心勞動人民的生活和命運。

不知為何，

便用一種不安的眼光，

看那掄鎬的人群。

賣光了田地喝酒，

對那些漸漸垮下去的鄉親…

啄木死後的九月四日，節子夫人只好領著兩個女兒，離開東京回到函館。這里，有她的娘家，和她結了婚的妹妹家。她和兩個女兒，在公園附近，租房居住。第二年五月五日午前六時四十分，她也死於肺結核，年僅二十七歲。長女京子死於1930年12月6日，年僅二十四歲；次女房江在她的姐姐死後十三天，也去世了，年僅十八歲，都沒有活到她們的父母的年齡。石川啄木的遺屬只剩下了長女京子和丈夫石川正雄所生的兩個孩子。…

1909年他寫了詩歌《夏日街頭的恐怖》、《煞有介事的春天的黃昏》等。 1910年上半年，他從事編校《二葉亭四迷全集》。工作之余，二月，他寫了評論《急躁的思想》，五月寫了評論《玻璃窗》，並編輯歌集《工作之後》，共包括二百五十五首短歌。四月，發表了反映教學活動中新舊思想矛盾沖突的小說《路》，後來，他又寫了《到故鄉》（斷片）和《我們的一夥兒和他》。後者主要以對談的方式，寫一記者在兩重生活中，追求探索統一的途徑，是以思想見勝的未完成的小說。此後，他再也沒有寫小說。他的小說，雖然也取得了某些成就，但遠不及詩歌和評論方面。他的小說沒有得到文壇的重視，可以說是失敗了。經濟上的困窘，精神上的痛苦，仍然在折磨著他。 “我就是社會主義者”。…

啄木對《昴》的這種思想藝術傾向是不滿意的。盡管他要努力改變它，但卻無能為力。他自己雖然也還寫些詩歌，但是，他對小說仍不死心。在《昂》的創刊號他寫了短篇小說《赤痢》。這篇作品寫的是巖手郡的一個偏僻山村。秋末，這里發生了痢疾。全村總共四百多人，患者竟達102…

本來打算在釧路新聞社幹上三年二年，手中有了積蓄，除還清宿債，安家度日，還可以專心致志地從事創作，甚至是積存自費出版的資金。但是，文壇上日趨繁榮的形勢，強烈地刺激了他的文學事業心。他不甘於過這種地方記者的“無目的”的空虛生活，他要實現自己的文學理想，幾經考慮，終於決定離開釧路到東京去。他“千思萬想之後，覺得首先應走的只有小說這一條路”。他要在小說創作上孤註一擲。他認識到“這次進京，實際上，是啄木一生的死活問題”。於是，在1908年4月5日，他乘船離開釧路回到函館。在函館得到宮崎郁雨的關照，將家屬由小樽遷到那里，便含淚只身渡海，再次奔向東京，結束了他在北海道的顛沛流離的生活。“我也能寫小說”…

每日枯燥無趣的校對工作，使他惦念自己的文學事業，而安不下心來。他在書信中對朋友說：“……我錯了，我的天職畢竟是文學……只要有一條糊口之路，我就可以一心努力於文學事業，離開它我就失去生存的意義，就沒有目的，沒有奮斗。”月薪十五圓維持不了一家人的生活，況且，經常欠薪。這怎麽有可能從事文學工作呢？在這種情況下，他接受了小國露堂的勸請，九月下旬，辭去了校對員的工作，到了小樽市，參與了《小樽日報》的創刊工作，並且和小國一起擔任該報三版的編輯，月薪二十圓。不久，全家就遷到了小樽。但是，《小樽日報》由於資金困難和內部矛盾斗爭，工作沒有得到開展。12月下旬，他與營業股的小林寅吾發生口角，遭到了毆打，便憤然辭職。…

他認為，應盡情地舞，自己還穿上女人的和服單衣，系上絲綢的帶子，戴上斗笠，和人們一起舞。他指出，這比那些明里不許學生參加舞蹈，自己卻暗地里飲酒歌舞、尋釁吵架的老師的作風對兒童的影響不知要好多少倍。出自同樣的考慮，他還和學生一起野遊，共同欣賞大自然的美。他認為，這樣和兒童打成一片，在兒童的內心深處，會起到良好的作用，可以培養出豁達、誠篤和富有自治精神的人來。不過，從成規戒律的角度看，這些做法都是荒誕不經的行為，因此，也遭受那些保守者的物議和反對。但他全無顧忌，認為應該做的，就努力做下去。他覺得，在教育學生的工作過程中，反而會從學生那里受到更大的教益，這是世界上難得的幸福。石川啄木出任代課教員前後，在他的文學事業上，出現了一個顯著的變化。他從詩歌向小說過渡，從浪漫主義向自然主義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