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報紙上登了一條消息：“下大雪時房主沒有義務掃雪和撒石頭子防滑。雪下得不那麽急時才需要拿起雪鏟和沙石桶。鑒於這一理由，紐倫堡-菲爾特地區法院在星期三公布的判例中駁回了一名過路人的賠償訴訟。這位婦女要求房主賠償5000馬克，因為她在大雪天摔倒在房主的房子前，股骨骨折。法官們卻認為，房主‘只有在所采取的措施能奏效，具體到這里是能起防滑作用時’，才有義務鏟雪和撒防滑石子。”

誰要是來自獨裁體制和一貧如洗的國家，他就很難想像這種對公正的追求。我讀這則消息時無意間覺得像模仿式的諷刺滑稽小品，然而我卻出於害怕笑了起來。就像我看到以下場面會害怕得笑起來一樣：有兩位老太太在柏林散步，她們要去人民公園，在路過某後排房屋的籬笆墻前她們站住了。在一片草地上有個小池塘，像扇門那麽大，上面遊著三隻鴨子。其中一位老太太說：那是人民公園的鴨子。另一位說：那我們得報告。…

人們經常聽到一種論點，有幸在西德出生和長大的人不應該進行批判。在以下情況下有關國家安全部的辯論就無法結束：只要受傷害者還在尋找他們那遭到竊用的生活，只要局外人還在對此進行思索，而且他們和受害者一樣擁有這種權利。誰每天了解世界各地的新聞，那他就無論如何每天都在做出評判。

在藝術方面也是如此。應該允許提出這樣的問題：一位藝術家是否生活在其作品的後果中？我們有理由期待他這樣做，就像我們期待其他人這樣做一樣。…

我的書在德國總會遇到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我什麽時候才能寫寫德國的事。另一個問題是：我為什麽要寫德國。第一個問題認為我看德國的角度不對，因為它與眾人習慣的角度不一致。那陌生的視角刺激了某些人，讓人嗅到一種非法的幹涉。第二個問題給我明確規定了寫作範圍：我從什麽地方來，就應該寫那里的人和事。在我的第二種較好的生活中，我雖然有權利啃一角德國麵包並咽下去，但我這張從前空著、現在塞滿了、但依然是陌生的嘴至少應做到食而不語。…

外交部長雖然說政治和政治家需要家鄉，實際上他卻是在應用地方主義，這種地方主義把昂納克歸入薩爾州。人們很難反駁金克爾的地方主義，金克爾在德國確實很有根基。盡管如此，為了談論家鄉，他還是要用航海方面的隱喻，這樣他的語言就滑向了失去家園的方向。航海的畫面給了他詩意的感動，因為他從來沒有無家可歸過。羅馬尼亞對這個國家剛剛發生在我眼前的事來說意味著更深含義。

德語是我的母語，但與這里的語言相比，它是我帶來的語言。在我學會它的地方，政治上隱喻的乏味是類似的。那里和這里一樣，這類詞匯同樣經過人為的過度牽強而不可避免地變得滑稽，從而詞不達意。雖然這樣還是有區別：那邊的意圖更陰暗，目標直指生活本身。…

在這家店里我一點機會都沒有，我做什麽都不對。因為我不是一個個人，而僅僅是引起他對糟糕往事回憶的契機。我是德國人生的，他說話的聲調讓我無法給予任何反駁。為了能承受這一切，我必須在腦子里想出點兒什麽，以證明受傷害者有權這樣做。我想到普里·莫萊維，腦子里想著他我總能再次走進那家店。然而每次去那兒買東西我都想帶上赫爾穆特·科爾，以便他不會再說：戰後的歷史已經結束了。科爾這麽說是想抹去戰爭受害者那不斷湧現的回憶。德國人沒有權利宣布戰爭造成的傷害已經結束。…

1970年烏韋·約翰遜在《試圖解釋一種心態：論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一類東德公民》的文章中寫道：

誰離開，不需要一種具體的當前政治原因，甚至不需要所有原因。他與東德斷絕了關係，他不再相信她的話，他不能再繼續和她過下去了，聽到她的聲音他就受不了，他對她不再信任，現狀不能再繼續下去了。所有這些說法都是人們用來描述私人關係解體時的狀況的。因為走的人完全清楚，用俗話說是他遺棄了她，就像一位太頤指氣使的新娘，有朝一日也該讓她嚐嚐受傷害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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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外國人在各種官方辦事機構先要公開自己的履歷，不是再次出於信任把履歷交付出去，也不是講述，而是公開。這與講述截然相反。鑒於公開之後或者能獲得機會，或者將失去機會，這種公開已經意味著置疑。我回憶自己在難民營度過的時光。新來的人得手里拿著一張紙穿過一扇扇門去辦手續，先去哪里後去哪里的順序是規定好了的。最初要進的兩扇門是聯邦情報局的辦事處，不，門上當然沒有這麽寫，門上寫著：測試機構a和測試機構b。手里那張紙叫檢驗單，這名字起碼還誠實。當時有的門上貼著紙條，上面寫著：我德語無懂。德國辦事員覺得這句語法不通的句子很滑稽，但又不允許他們明著說，所以他們就用這種辦法來表達。…

“……我必須承認，我當時確實想把埃里希·昂納克描繪成我的同鄉，他身上有薩爾人的各種印跡和特點。我甚至於把他的邊防想法診斷為薩爾人誤入歧途的象征。我錯誤地做出了執拗的斷言，一個人如果對自己的家鄉累積了太多的感受，是會把它們當做國際間的兄弟情感釋放出來的。這會導致神經病患者的失誤，這種失誤緣於被壓抑的反抗意志，鑒於有人想逃跑就會拉起鐵絲網，鑒於有人渴望回家就會建起一堵墻。”…

羅馬尼亞體操世界冠軍納迪婭

科馬內奇把自己的匈牙利名字改成羅馬尼亞名字，並上了獨裁者小兒子的床，為的是能在國外站在平衡木上。獨裁者的影子跟著她在平衡木上一起晃動。她在外國的體育館成為勝出者，但在自己國家她仍舊是個臣仆。贏得世界冠軍賽的歡呼聲一結束，她在“家里”就去獨裁者那里表示感謝。她說，她在平衡木上獲得的勝利全要歸功於他的領導和智慧。齊奧塞斯庫微笑著吻了她。當獨裁者的兒子早就躺在別人的床上之後，她去了美國。後來人們聽說她在那兒給內衣做廣告。

無論人們向哪里看，來自民主國家的人和來自獨裁國家的人的命運是根本不同的。因為前者是民族國家的孩子，而後者是政體國家的孩子。如果民族國家和政體國家的孩子在同一個地方做同一件事，只有政體國家的孩子腦中才會有陰影蔓延。

羅馬尼亞劃手伊萬 

帕扎伊金多年一直是劃艇世界冠軍。盡管他挫敗了所有的競爭對手，在外國他卻是帶著獨裁的陰影坐進賽船的。而他的另一個與生俱來的陰影就是他的童年。因為他來自多瑙河三角洲，他父母的家是建在水邊木樁上的茅屋，邁過門檻就進入水中了。由於目力所及到處是水，所以他就像這一帶的所有孩子一樣必須同時學會在窩棚里走路和劃小船。…

1987年我到德國後曾在柏林生活了三年。當時柏林還是一座有一堵“移動的”墻的城市。有些日子這堵墻就立在街的盡頭，而在另一些日子它又不在那里了。我深信：那墻由生活在不毛之地的動物馱在背上遊走。兔子和烏鴉，這些被射殺的動物就像槍管一樣令我感到恐懼。墻消失了，被射殺的動物逃到鄉下去了。可能它們逃亡時心也怦怦地跳，就像此前許多遭追殺者那樣。當時正值嚴冬，墻的後方一片荒涼猶如不毛之地。…

墓碑上的照片有靜靜的呼吸。

我在這個單調的冬天的夜晚生下的孩子是個姑娘。爺爺大聲吵吵地、自言自語地走在冰封的田地上，臉上的表情因憤怒而沒了樣，奶奶說。他恨那些給牲口餵飼料的雇工。他不吃不喝了，他恨他們，因為他們是男人，在家中有兒子。爺爺說：“你們給她起名勺把子也好，其他什麽名字也好，隨便你們，不要問我。”說孩子時他對我說的是：你的孩子。

墓碑上的照片有一個深沈的聲音。…

他說：“嘿，年輕的女人，上哪兒去？”我說：“去教堂，尊貴的閣下。”神甫微笑說：“年輕的女人，死人不需要我們看護。”“尊貴的閣下，他們需要我們的祈禱。”我結結巴巴地說。神甫長長地看了我肚子一眼：“他們聽不見。死人沒有靈魂，年輕的女人。”我看著梯子的空橫木：“尊貴的閣下，您這麽說，是罪過。”我把玫瑰花放在肚子前。神甫說：“只有雲彩才能升天，年輕的女人。”…

墓碑上的照片是熱的。

神甫吃了一整隻雞和沾著厚厚奶油的辣根。爺爺說：“尊貴的閣下，那兒還有豬肉。”神甫用刀和叉吃了一個豬心，紅櫻桃，還有用糖和血做成的汁。奶奶說：“神甫喝葡萄酒時，袍子里升騰起一個熱乎乎的屁，在我坐的椅子周圍蔓延，有骨子苦膽的臭味。”爺爺說：“尊貴的閣下，那兒還有燒酒。”

墓碑上的照片有一個圓圓的額頭。…

走在田間的小路上，我的身體是空洞洞的。

風給墳墓的上方吹來一絲土地的氣息。

走在田間的小路上，我的裙子隨著腳步在飄動。田上是沒有風的，奶奶說。我走過莊稼地的青青小溪。我的耳朵里有颯颯的聲音，我的頭腦很沈重，因為面對丈夫的大片土地，我是那麽的貧窮，因為我的手指在蜷曲，感覺到手指上只剩下了骨頭，因為我是在緊貼著骨頭走路。

奶奶的墓碑上有一張她的照片。…

那天——那天學校上學，因為英格從學校回家，用肥皂洗沾滿粉筆灰的手。那天，當粉筆灰像往日一樣不肯從手上褪去，當手指上的肥皂沫鼓起無數個腫瘤般的肥大的泡泡，破碎，卻沒有碰到觸到皮膚；那天，當廚房變成了一個雜物堆，由盤子、刀子、壺罐、碗、杯子組成的垃圾堆，它們相互碰撞發出聲響，有股酸酸的味道；那天，當房間在滿是折疊的、縮成一團的、工作用的破舊的裙裝中被翻個底朝天；那天，當家具上滿是舊得起毛的打開的書和紙片，當英格滿腦子都是結構套裝的、複雜的句子；就在那天，英格做了一件事，一件她早就要做但是一直沒有做的事情，之所以一直沒做，是因為她不知道這是什麽事。…

卡爾要離開這個國家。 

風透過圍欄吹進牧場。樹葉舒展開了。田野的氣息飄進了院子。 

雷暴雨過去後，樹升騰起煙霧。

  …

我在院子里吹滅防風燈籠，雅各布抖去黑色大傘上的積雪。我把馬丁從馬車上抱下來，把他睡著抱進他的房間。他沒有感覺到我在抱他。我把他和著大衣抱到床上。第二天早晨，我走進他的房間，看見他躺在床上，醒了。他問我是不是去萊尼姨那兒。我說：不。我脫下他的大衣。他的襪子被雪弄濕了。我把襪子從他腳上脫下來時，他哭了，不讓我脫。那天早晨，當雪從房頂上滑落，落在院子地上的雪上時，雅各布給他的姐姐寫了一封信。信與其說是用手寫的，不如說是用臉寫的。當他第三次，而且是聲音越來越大地朗讀那封信，並且用指尖滑過寫下的每一行字時，我看著他長長的食指。他朗讀道：到了春天我們會過去，現在路都給雪封住了，他的鄰居去樹林中砍木頭時，差點讓狼給吃掉。雅各布折起信。我想到了那首歌，在回村的路上，馬丁的後背透過大衣唱的那首歌。雅各布把信放進信封，說：如果萊尼在冬天死了，那她就完了，因為她是聾子，沒人去看望她，如果她死了，村子里甚至都不會有人發現。…

如果我說，馬丁的死亡是因為那隻鶇鳥，有誰會相信我呢。 

我記不清楚是哪一年了。我說的事情開始的時候，村子後面的山崗周圍颳起了一陣風，風卷著紅色的雲團壓在樹葉上。這天的早晨變成了一個玻璃罐，村子變成了罐底的一堆石頭，又小又黑，就像一個屎殼郎，在地上的糞堆里翻來翻去。只有一隻鶇鳥從罐子的上方飛過，它的頭是紅色的，因為是從山崗那邊飛過來的，帶過來了那邊的雲團。



                                                                 …

唱詩班隊長在獨自吟唱。農學家的膝蓋在舞動。伊沃奈的手指在舞動。鐵匠在用沙啞的嗓音大聲唱歌。萊尼的臉頰上掛著一顆圓圓的淚珠。裁縫擺脫了黑色的墓碑和萊尼的眼淚，她一身豌豆綠，帶著白色花邊領的喜悅喝彩道：“再來一個！”

大公從舞臺上走過，身後跟著三個仆人，仆人的後面跟著一匹馬。仆人個頭比大公小，年紀比大公大。那匹馬的鬃毛里有紅色的帶子。

伊沃奈看著馬腿，帽穗撫弄到鐵匠的嘴巴。萊尼在咬真絲頭巾的一角。

“陛下，”年紀最大的那個仆人說，“獵人承認了，格諾菲娃還活著，沒有死。”個子最矮的仆人跑了起來，一邊跑一邊用手指著一片灌木林。裁縫對著萊尼的耳朵低聲說著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