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經常聽到一種論點，有幸在西德出生和長大的人不應該進行批判。在以下情況下有關國家安全部的辯論就無法結束：只要受傷害者還在尋找他們那遭到竊用的生活，只要局外人還在對此進行思索，而且他們和受害者一樣擁有這種權利。誰每天了解世界各地的新聞，那他就無論如何每天都在做出評判。

在藝術方面也是如此。應該允許提出這樣的問題：一位藝術家是否生活在其作品的後果中？我們有理由期待他這樣做，就像我們期待其他人這樣做一樣。

如果沒有這一尺度，如果梅爾克說：我愛過你們大家;如果埃列娜·齊奧塞斯庫死前說：我愛過你們如同愛我的孩子；如果1945年因把猶太人和吉卜賽人驅逐到德涅斯特河沿岸的滅絕集中營中一事，對安東內斯庫進行審判時他說：我們家連雞都沒有宰過，我們就會毫無選擇地相信他們。

如果我試圖理解德國，我只好靠我自己。我與一直生活在這里的人沒有什麽兩樣。要說有什麽區別，那就是我不得不同時面對生活在這里的我，和那個離開了某個國家的我。但這兩個國家是如此格格不入，它們和（過去與現在的）我身上沒有任何東西能夠相安無事地相遇。這也許就是原因所在，因此關於德國人我說不出什麽確定的話，我在德國從未有過從屬感，但我也無法離開德國。

為了說清楚為什麽我的眼光，哪怕是觀察同樣的事，也與在這兒土生土長的人的眼光不一樣，我得指出一些對這兒的人來說是陌生的東西，而對我來說是過去的東西。要說強求自己的目光與這里人的目光一致，這不光不可能，而且也是造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