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主張對黃色淫穢物品進行檢查控制和反對的意見仍在鬥爭。



我最近參加了兩次與此有關的辯論，再好不過地說明政治能使人同床異夢的道理。第一次辯論是與安德利亞德沃金這個激進的女權主義者，她主張直接行動，包括在必要時使用暴力來摧毀所有的黃色淫穢物品。



德沃金寫了一本書，題為《黃色淫穢物品：男人佔有女人》。她自詡這本書是革命性的，書中四個字母的髒字比比皆是，大段摘抄露骨的性活動描寫，以此來顯示黃色淫穢物品的罪孽。…

我希望用這種論據可以使陪審員認識到陪審團，在向黃色淫穢物品起訴中荒謬可笑的作用，使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到更加重要的問題上，即在電影院外面那些不願看這部電影的公眾不可避免地看到電影院外表，知道裡面正在上演，是否會感到傷害的問題。



阿爾貝蒂法官允許我迴避。直至今日我還沒看過這部電影。我和斯托克及黑根離開法院，法官和五六個檢察官、幾個法院工作人員在法庭上用一台小錄像機觀看琳達和哈里雷姆斯氣喘吁吁的活動。過了約40分鐘，阿爾貝蒂法官突然下令關掉錄像機，並把我們召回庭上。我已經看夠了，他一臉鄙夷不屑的神情，你真幸運，而我卻要耐著性子看這些烏七八糟的東西。



法官隨後作出裁決：他決定不對預定上映的電影《深喉》下禁止令，因為雖說他認為這部影片中的男女都是墮落的，可是根據馬薩諸塞州有關法律，這部影片還夠不上是黃色淫穢的。…

幾分鐘后我氣喘吁吁地站在阿爾貝蒂法官面前，開始陳述反對禁止令的理由。我手頭沒有任何資料、法律文件和現成的判例，我只得即興發揮。法官非常通情達理，他叫地區檢察官勞倫斯哈頓粗略地告訴我有關法規和判例。



辯論了幾分鐘后，法官宣布暫時休庭以便讓我和我的委託人交談一下。這些人我從來沒有見過面，也沒有與他們談過話。我們互相介紹，然後我要卡爾把此案的背景介紹一下。直到這時我才得知，是昆西堂兩位女宿友告到地區檢察官辦公室，才導致檢察官要求法院下達禁止令。



這個新情況對我來說並沒有改變本案的法律條件：正是地區檢察官約翰德羅奈要求法院簽署禁止令，雖說原來的指控是由單獨的公民個人作出的。他以馬薩諸塞州前幾年通過的允許法院預先禁止，已發現內容屬於黃色淫穢的影片放映這條法規為理由，請求法院下達禁止令。…

昆西堂宿舍女生在女權主義活動分子協助下，決定在放映那天設置糾察線，並利用這個機會向學生宣傳黃色淫穢物品的危害性。她們準備了闡述自己觀點的小冊子，還有一套露骨真切地描繪這類物品赤裸裸宣揚淫慾本質的幻燈片，預備在《深喉》第一次上映前一小時，在電影院隔壁的一個房間里放送。



她們還邀請了好幾個當地著名的女權主義積極分子，在首映那天給預計幾百名前來參加抗議的人演講。我早已聽說這場預期的衝突，但我對它一點兒也不感興趣。憲法第一修正案權利之樹那年春天，似乎在哈佛大學開出累累碩果，沒有一個人被禁止發表自己的意見。



昆西堂電影協會準備上映《深喉》；哈佛大學當局表了態，但不強迫你接受；女權主義積極分子準備散發材料，放映幻燈，發表演講來宣傳她們的觀點。每個人都有選擇聽什麼看什麼觀點、或什麼觀點也不聽、什麼也不看的權利。…

很多女權主義積極分子在斯坦納姆和蘇珊布朗米勒等人的領導下宣布要展開一次全面的掃黃運動。《深喉》已經成了商業性黃色淫穢物品業摧殘婦女的罪惡象徵。以葛洛麗婭斯坦納姆為首，大聲疾呼的機構叫婦女反對黃色淫穢物品組織。該組織強調教育、宣傳和抵制，以此為最重要武器反對黃色淫穢物品。



雖說抵制活動本身是受到憲法保護的言論自由權利，民權活動積極分子明智地認識到不分青紅皂白一概抵制，比如說抵制一般性的書店會帶來的後果。我們還記得在麥卡錫時代抵制活動被濫用的情景，那時有人以電影製片廠和電視台僱用了赤色、粉紅色或可疑的演員、導演或技術人員而對他們發出威脅，後來竟制訂出一份黑名單來。…

1980年春，這場矛盾衝突在哈佛大學導致了一場戲劇性的對抗，我被捲入風暴的中心裡去。這一切都是由一群喝醉了的年幼無知的哈佛學院學生鬧起來的。他們在觀看《牲口棚》這部電影時，不停地把啤酒罐扔到銀幕上去，把銀幕毀壞。組織這場電影的昆西堂電影協會必須作出賠償。



為了籌集這幾百美元來修補銀幕，他們決定放映《深喉》，預計在一個5月份的周末共放4場。這個決定立刻引起一些住在昆西堂宿舍里的女生的抗議。這是我們的家，一個女生抱怨說，我們不應該在自己的卧室里受到這樣的貶低和侮辱。這種喧囂倒是使昆西堂的男生大吃一驚。在考試期間放映《深喉》在許多學校已經成為一種慣例。這種活動一直被用來解脫考試帶來的壓力。…

除了前面所述三個案子，我還與美國保守派的代言人之一威廉巴克利辯論過。巴克利是一個著名的專欄作家，我對他極為欽佩。這些在電影院里舉行、在電視台上轉播或被新聞界廣為報道的辯論，人們一致認為是一貫鼓吹對言論自由不加絲毫限制的傳統自由派，與主張保護道德風尚而需要施加某種程度的檢查限制的保守派之爭。



在哈佛大學桑德劇院舉行的一場辯論會上，巴克利認為，我們作為人民大眾，不能允許放棄對我們自己和後代的責任心。作為這種責任心的一部分，我們應萬眾一心協力抵制某些墮落的表現，這是完全合理的，也是義不容辭的：任何人看了《深喉》以後都不同意個人的神聖權利，在這種墮落的情況下能夠有什麼存在的可能。…

首席大法官堅持他那看起來越來越像有意阻撓別人發言的戰術，他簡直是不讓我談本案的關鍵法律問題：

14個州沒有制定任何禁止引誘狗熊上鉤的法規，有450萬人觀看了誘使狗熊上圈套的比賽或是拍攝這種活動的過程。這對你評判能否在馬薩諸塞州波士頓觀看引誘狗熊上鉤的行為多少有點聯系嗎？

我覺得這段話終於給我一個機會重新談這個案子，我小心翼翼地避開誘使狗熊上鉤這個話題，回到原來的話題，即憲法是否允許成年人在自己情願的情況下，在與外面封閉的電影院里觀看一部，對內容是否黃色淫穢尚有爭議的影片：…

在“我好奇（黃色）”一案中，我們決定針對黃色淫穢物品的這種司法規定方式發動一場進攻。當這部影片在波士頓被禁演後，我們在聯邦法院提起訴訟。我們拒絕向好奇的法官放映《我好奇》，以便突出我們的論點，即只要該影片是在一個大門緊閉的成人影院里面上映，該片的內容如何就不屬於政府管轄的範圍。…

我知道我一聽到這件案子就會決定接受委托。我最感興趣的法律領域有兩個：一是憲法第一修正案，二是陰謀罪。這個案子用一種極有趣的案情把這兩個法律問題都包括進去。

斯特賴克告訴我，他來找我的原因是他聽說我在為“我好奇”（黃色）一片辯護中勝訴。那部瑞典影片是在美國第一部進行商業放映的露骨描寫性活動的影片。

2 “我好奇（黃色）”案

“你這案子與‘我好奇’（I Am…

根據這條準則，《深喉》大概應該受到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這部影片對至少有些觀眾來說是有點兒滑稽的，而且這部影片與同類種馬交配般的電影片相比技術要強不少。雷姆斯和他的出庭律師認為，以1972年1月實行的色情淫穢物品標準來衡量，他不能被認定有任何犯罪行為。…

作為參與這個陰謀而受到指控的人有技術人員、發行人員、給電影設計舞臺場景的紐約廣告公司等，實際上只要是與該影片的制作、發行或放映有關的所有人員都受到指控。帕里什後來說，“參與此陰謀的約有500人，”可是，“我們將不對有些人，如電影院售票員、電影院里出售爆玉米花的人或電影放映員起訴。”…

很多冷眼旁觀的人都認為把雷姆斯帶上公堂,是帕里什公訴生涯的一大發明。正如一位熟悉帕里什手腕的孟菲斯律師所說：“帕里什覺得把演員擺在被告地位是擴大宣傳的好辦法，而男演員又不如女演員那麼容易觸發公眾的同情。”帕里什自己承認，他對雷姆斯提起訴訟的目的就在於向世人宣告，參與制作黃色淫穢電影的人誰也不能逍遙法外，必將毫無例外地被起訴：

直到《深喉》問世之前，還沒聽說過有專演這類電影的男女演員。可是在《深喉》這部電影里，他們塑造了一位明星，竟至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正像你爹在你不聽話時狠揍你一頓那樣。是啊，如果斯特賴克先生在新聞媒介作了那麼許多宣傳報道之後，輕而易舉地逃脫責任，他的事業會益發飛騰，但如果狠揍他幾下，或許他會三思而後行。…

哈里·雷姆斯不單單是個性感標誌，他還是個極為聰穎的青年。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是“一個老老實實的猶太孩子，靠幹許多人花錢叫別人去幹的那種活計吃飯”。他出生於紐約州的斯卡思代爾市。他原名叫赫伯特·斯特賴克。他曾上過匹茲堡大學，但中途輟學參加海軍陸戰隊，後來開始戲劇生涯。他曾在“媽媽歌舞團”、“紐約戲劇歌舞團”及紐約市“美國莎士比亞話劇團”工作。他甚至還參加“威梯斯”麥片廣告表演。在1964年聖誕節期間，“工作很不好找，光景相當慘淡……有一個家夥說，他知道到哪兒能在一部黃色電影里當個男角兒掙75塊錢。”…

原题《為色情電影辯護及與原教旨主義者和女權主義分子之爭》



 1 孟菲斯審判

1976年5月的一天早晨，哈佛大學法學院前的停車場空寂無人，門可羅雀。這天是星期天，我在那兒等一個叫哈里·雷姆斯的新客戶。雖說他的面容對成千上萬美國人來說都已不是什麽秘密，可我並不知道他長得是什麽模樣。我未曾看過他在電影《深喉》里演的醫生角色，也沒有看過其餘幾十部給他帶來“無可爭議的公認的黃色影帝”桂冠的影片。可我認為我認出他來大概不會有問題，因為我也看過幾部脫露火爆片子，自認對黃色電影明星長的樣子心中有數。…

沃爾特·曼斯菲爾德法官和亨利·弗蘭德利法官，在我還沒走到講臺之前就開始對我的論據猛烈開火。這種攻擊有時就像是針對我個人，因為我接受了博格曼的委托為他辯護；我覺得好像我個人是這次上訴的目標，這些法官們幾乎沒有對特別檢察官有隻言片語的批評，而戈特爾法官已經認定，他的行為既不合時宜又是非法的。離開法院時我們大失所望，但也很疑惑為什麼有了戈特爾法官的事實裁定和最高法院的例判，上訴法院竟然還是否決我們的論點。

結論在1977年聖誕節前夕下達——三位法官一致裁決博格曼敗訴。這篇裁決書是弗蘭德利法官的手筆，這種結論竟出自他之手令人驚愕不止，摩掌嘆息。弗蘭德利法官是個極拘泥於程序細節的人。他對上訴法院不能用自己認定的事實，取代地區法院認定的事實這個規矩十分認真。上訴法院對博格曼案的裁決卻完全不考慮戈特爾法官認定的事實！…

在得出這些重大結論後，通常法官都會作出對我方有利的裁決。可此案絕非尋常，戈特爾法官也就隨後作出了一些奇怪的不合邏輯的決定。

首先，他辯解說，雖說特別檢察官的聲明是違法的，不合時機的，但它並沒有違反“庭外協議的具體內容”。法官承認該協議確實明確地禁止“在認罪後向記者發表聲明”，但他強調“協議中沒有提到判決後向記者發表談話的問題。”（他故意視而不見這樣一個事實，即判決明擺著在認罪之後，因此沒有必要再加贅述。）耍了這樣一個怯懦的小手腕，法官就可以作出結論說，特別檢察官的聲明並沒有在技術上違反《聖托貝羅》案例法的規定。

第二，戈特爾法官轉而討論特別檢察官在州法院量刑時，實際上所作的建議是什麼。在這個問題上他的結論也是對我們有利的：…

我們已經完成了我們預定的任務。法庭明白無誤地記錄下米利亞法官，曾經在報紙上看到特別檢察官“對聯邦法院的判決極為不滿”的報道；同樣不容置疑的是，當米利亞法官看到這篇報道時，他意識到特別檢察官有責任向自己建議，判處博格曼相同的刑期。因此，無可爭議的，特別檢察官清楚地向米利亞法官傳遞了，他對自己並非情願地向州法院正式提出建議的真實想法。這樣特別檢察官就可以到米利亞法官面前，拉長臉正式建議他也判處4個月徒刑，與聯邦徒刑同時執行；他自己心里明白米利亞法官知道他的真實觀點是，如果法官當真接受他的“建議”，特別檢察官當真要“極為不滿”了。

餘下來的聽證過程就平淡無奇，全是公事公辦了。新聞媒介對這次聽證極為重視，每天晚上在電視新聞節目里都播放聽證人參加者的速寫畫面。在聽證會即將結束之時，《紐約郵報》刊登了一篇羅伯特·李普賽特寫的專欄文章，我的家人讀到這篇文章時極為惱怒不安。該文有如下評論：…

我隨即開始對核心問題進行質證，使米利亞法官承認他是《紐約法律報》和《紐約時報》的長期訂戶，每天都閱讀這兩份報紙。我還使他承認，他收集了一份關於博格曼案件的剪報匯編。米利亞法官明顯地感到，他如果堅持說他對自己司法生涯中處理的最重大案件、報紙上頭版頭條的新聞一無所知的話，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自圓其說的。他變得閃爍其詞，後來他承認他在報紙上看到弗蘭克爾法官作出判決的消息：

問：在弗蘭克爾法官對博格曼博士作出判決的第二天，《紐約時報》頭版頭條刊登了一篇與此有關的文章。

現在當著你的面，我是否可以有把握地說你肯定看過這篇文章？

答：是。…

很明顯，特別檢察官海恩斯認為他的形像，比實現他在庭外協議中應許的承諾更重要。他支持這位新聞專家的意見，決定發表一篇公開聲明，對弗蘭克爾法官可能在判決中作的任何“從輕”處罰進行抨擊。雖然他明知這麼做會破壞他和博格曼的辯護律師達成的庭外協議，他仍然決意不預先通知對方他有意發表聲明。

聽證會完全證實了我們的懷疑。更有甚者，對弗蘭克爾判決進行抨擊，全然不是一種心血來潮的衝動，它是有計劃有預謀地用來維持特別檢察官“形像”，甚至以破壞庭外協議作代價也在所不惜。當戈特爾法官了解到這種預謀時評論道：“出現了一些始料不及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