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計劃準備在蘇聯使團的地下室採取，而且具有更大的殺傷力，如果不是更遙遠的話。猶太人同盟監視跟蹤了一個蘇聯外交官，發現他在每星期差不多同一時間去會女朋友。每當他去見女朋友時，他就把車停在一個進出方便的地點。

猶太人同盟計劃在他的車底下裝定時爆炸裝置，這樣，當車駛進蘇聯使團警備森嚴的地下車庫時，就會發生大爆炸。其他行動還在策劃之中，包括用手攜式迫擊炮轟擊在格林庫夫的蘇聯使團駐地；在華盛頓蘇聯大使館門口台階上暗殺蘇聯大使阿納托利多勃雷寧。

當帕羅拉把這些行動計劃彙報給上司時，他們驚恐萬狀：如果安吉洛提供的情報屬實的話，猶太人保衛同盟似乎在策劃一場針對蘇聯的全面城市游擊戰爭。在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喬治布希位於華道夫阿斯托里亞飯店塔樓的套間里，召開了一次高層會議。參加會議的有美國安全局、聯邦調查局、聯合國保衛處、美國財政部、司法部紐約地區檢察官、司法部及美國檢察長辦公室的代表。

參加會議的還有紐約警察局局長西德曼和帕羅拉警長。布希說，他現在正傳達理查德尼克松總統親自下的命令不惜一切代價阻止猶太人同盟執行他們可能破壞美蘇關係的計劃。他提議派一個特別行動分隊去專門對付每一個已知的猶太同盟恐怖分子。這些特別分隊將扮演猶太同盟活躍分子道德監護人的角色。帕羅拉受命去繼續給西格爾施加壓力，他們接到指示，現在，安吉洛必須比以往更經常地送回情報。

作為西格爾提供情報的結果，這支聯邦和州的嬰兒看護大軍，以帕羅拉為第一線直接力量，終於在波洛公園區一幢房子的地下室里搜出那架電子遙控飛機，防止了這場殺人計劃。他們還挫敗了在華盛頓的暗殺、爆炸計劃及迫擊炮轟炸計劃。正像西德曼局長指出的：我們阻止猶太同盟實施其計劃的唯一有效警報裝置是一個和帕羅拉躲在汽車裡合作的安吉洛。可是，告密者都是性格古怪變幻莫測的傢伙，特別是像謝爾頓西格爾這樣並非政府安插進該組織、而是從基層組織人員中招募的內部卧底。

為了證明他仍然忠於該組織，告密者經常在政府授意或默認的情況下繼續參與犯罪活動。確實他有時也感到有必要生造出什麼暴力事件，以便他有重要情報可提供。比方說，西格爾泄露的大部分行動計劃都需要用技術和想象力來完成，而他在這兩方面都很在行。

他是否為了取得信任而噫造出這些秘密情報？甚至當他向帕羅拉密報在華盛頓暗殺蘇聯大使的詳細計劃時，他正在波洛公園區的猶太同盟總部加緊製造那兩顆後來放置到胡魯克辦公室和哥倫比亞藝術公司的燃燒彈。

1972年1月在胡魯克辦公室和哥倫比亞藝術公司的爆炸是在政府毫不知曉的情況下發生的。這些事件都清清楚楚地留有猶太同盟的印記，可西格爾卻沒有給帕羅拉絲毫警告。爆炸事件發生不久，帕羅拉跟西格爾見面，問他誰是肇事者。

西格爾幾個星期以來一直否認同盟參與了此事。帕羅拉的上司要他拿錢買通西格爾他在西格爾的車座上放了5000美元。西格爾勃然大怒，說別想收買他。西德曼局長終於授權帕羅拉答應西格爾最急切想要的東西如果他說出誰是艾麗絲康尼斯之死和哥倫比亞藝術公司爆炸案的肇事者，當局保證絕不在任何審判中揭露他的告密者身份。帕羅拉告訴西格爾，他被授權向西格爾作出保證，以換取胡魯克和哥倫比亞公司辦公室爆炸案件罪犯的姓名。

以這個承諾為基礎，西格爾向帕羅拉告發了參與者的名字，並承認炸彈是他製造的。當西格爾告訴我這些時，我問他，這些都錄下音來沒有？有了保證西格爾永遠不會被要求去在胡魯克和哥倫比亞藝術公司爆炸案中作證的錄音帶，一旦西格爾拒絕出庭作證反對其他被告，就有極大的好處。

西格爾悲哀地搖搖頭。那天錄音機正好壞了，所以這場至關重要的談話沒有錄下來。我叫西格爾別對別人聲張這件事。就是沒有這盤錄音帶來證明，我也傾向於相信謝爾頓所說帕羅拉向他作的保證。這件事與以前錄了音的談話前後相符，並且它本身就相當可信。然而，西格爾告訴我們，政府否認帕羅拉曾答應用這種承諾換取密告胡魯克和哥倫比亞藝術公司爆炸案肇事人姓名一事。

政府計劃在胡魯克哥倫比亞爆炸案中把他當成一個關鍵證人來出庭作證，並且準備揭露他的坐探面目，披露他向當局密告有關猶太人同盟的情報已近1年歷史。謝爾頓的末日即將來到。他怎麼辦？他必須出庭作證嗎？我們能幫他一把嗎？

20　在法院放這些錄音帶時，法官曾說，西格爾應該教聯邦調查局如何錄音的秘密，因為西格爾錄的音比他聽過的任何聯邦調查局錄的帶子都清楚。這個秘密後來證明一點也不稀罕，只是一架售價29.95美元的西爾斯盒式錄音機。而聯邦調查局使用的是價格昂貴的凱爾牌錄音機，用電台頻率傳送談話內容。

10 還繼續當他的律師嗎？

西爾沃格雷特和我聽完這個充滿暴力、腐敗和兩面派作風的故事後已感到心焦力瘁。我們不知道更生誰的氣是對謝爾頓和猶太人保衛同盟不可饒恕的逆行慪氣，還是對政府官員故意侵犯西格爾的憲法權利，否認自己信誓旦旦的承諾，出爾反爾的劣跡更反感。如果說，政府的行動從防止暴力活動和外交危機的需要來說還有情可原，但這種行動仍然是非法的，至少在我們看來是如此。

它提出了嚴重的民權問題。雖說民權主義者對告密者並不太同情，可他們的憲法權利也需要得到保護。與被告不同，為政府出庭作證的證人權利和補償過去和現在都沒有在憲法意義上劃分清楚。如果我們繼續干下去這個案子可以成為指責政府用惡劣手段對待告密者證人的極好把柄。還有，西爾沃格雷特和我一致認為，西格爾被政府利用，他急需法律上的幫助。由於這個雙料特務騙了我們這麼長時間，我們猶猶豫豫地答應繼續參與此案。我們決定對政府和猶太同盟都採取完全中立的立場。

我們將從其他被告辯護律師正在進行的準備工作中脫身，我們將不去影響委託人，我們只儘可能地給他提供法律諮詢，由他自己決定是否出庭作證。西格爾已經決定，他不會在非自願的情況下出庭作不利於他朋友的證詞。他想確切知道，政府有什麼合法手段來使他不得不作證，這樣他可以權衡利害。一般情況下，已給予免於起訴豁免的證人必須出庭作證，否則可以其拒絕作證為由判處藐視法庭罪。

給予豁免據說是為了給憲法賦予公民不自我提供罪證的特權提供一個替代，因為證人所說過的一切都不能在刑事訴訟中作為反對他的罪證。西格爾了解這個規定，因為帕羅拉和帕特森已經告訴過他，他必須出庭作證，否則就得坐牢。可是，這個問題的另一面政府卻從未告訴過西格爾在特殊情況下，一個證人，即使已給予豁免，也可以合法地拒絕作證。例如，有一條聯邦法規具體規定，政府不能使用任何用非法竊聽得來的情報起訴。據此，聯邦最高法院裁定，如果證人甚至是給予豁免的證人，面對用非法竊聽獲得的情報提出的問題，他可以合法地拒絕回答這類不適當的問題（不適當，是因為它是根據非法竊聽獲得的情報提出來的）。

就在西格爾告訴我們他的故事的同時，政府透露了聯邦調查局用秘密竊聽手段來對付猶太同盟和謝爾頓西格爾。猶太同盟總部的電話從1970年10月起到1971年7月之間，西格爾家的電話從1971年12月15日至1972年3月之間一直被竊聽。

謝爾頓的很多次談話都被竊聽了。這些竊聽都是由美國司法部長約翰米切爾親自授權進行的。儘管聯邦最高法院在1967年的一個裁決中規定，竊聽必須首先取得法院簽署准許狀，但政府在這兩處裝置竊聽設備時，均未申請准許狀。尼克松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法律依據是，在牽涉到本國或國外組織，其活動可能影響到美國的安全，就可以在沒有法院簽署准許狀情況下安裝竊聽裝置。

可是，聯邦最高法院在1972年駁回了尼克松政府的觀點，它在一個牽涉到爭取民主社會學生組織的案例中裁決，在牽涉到國內組織的案子中，必須由一位不帶黨派色彩的法官預先簽署准許狀，而不是經可能帶有黨派傾向的司法部長的批准。

最高法院未就牽涉到外國或外國機構的案子時，是否需要就預先取得法院簽署的准許狀做出裁決。我們獲悉竊聽裝置一事後，就要求司法部和國務院提供所有關於竊聽的備忘錄。這些文件有不少是絕密的，於是我們要求對這些文件解密。最後我們得到了要求提供的大部分文件（並非全部），這些文件給我們提供了許多有用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