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前面所述三個案子，我還與美國保守派的代言人之一威廉巴克利辯論過。巴克利是一個著名的專欄作家，我對他極為欽佩。這些在電影院里舉行、在電視台上轉播或被新聞界廣為報道的辯論，人們一致認為是一貫鼓吹對言論自由不加絲毫限制的傳統自由派，與主張保護道德風尚而需要施加某種程度的檢查限制的保守派之爭。

在哈佛大學桑德劇院舉行的一場辯論會上，巴克利認為，我們作為人民大眾，不能允許放棄對我們自己和後代的責任心。作為這種責任心的一部分，我們應萬眾一心協力抵制某些墮落的表現，這是完全合理的，也是義不容辭的：任何人看了《深喉》以後都不同意個人的神聖權利，在這種墮落的情況下能夠有什麼存在的可能。


這個損失是全民的損失。我沒有把我反對檢查制度的要點，放在爭辯黃色淫穢物品的害處上，我認識到，這種東西的泛濫可以：

 使人的感情變得粗俗不堪，可以極大地貶低婦女的人格，甚至可以使社會生活素質發生潛移默化的深遠變化。我認為這種東西確實非同小可，觀念確實會對人們產生作用。

 可我也指出，如果這被用來當作禁止一切產生不理想作用的表現、言論的借口，在更大程度和範圍內進行檢查，限制之門就會洪泄而開：

像《飛翔的恐懼》一類的書籍，《花花公子》、《大都會》、《銷魂時光》一類的雜誌，《巴黎最後的探戈》一類的電影，以及鮑勃迪蘭一類的歌星，這些都是性革命中的馬克思和列寧。

禁止《深喉》這樣的電影和廉價的黃色雜誌，同時又准許其他傳播性革命信息的更有影響力的提供者存在，是一種自欺欺人的顧影自憐。斯皮羅·阿格紐知道怎麼做最好。為了開始對男女性行為的混亂和其他罪孽進行有效的影響，你必須對電台、電視、歌曲、大學、新聞界、暢銷書、好萊塢電影一句話，所有大眾傳播媒介進行檢查控制。

在結束辯論時，我問巴克利先生，是否只對露骨描寫性行為的物品進行檢查控制會有好處，或是否有必要建立一種檢查控制制度，由政府決定有識別力的成年人可以看的東西內容是好是壞。巴克利回答道，他不打算制定一套一般性的規定，可他表示人們互相之間如何對待是一種合法的社會關切。他以如下典型的巴克利風格結束辯解：

如果我們贊同德肖維茨的哲學先驗模式，我們就會逐漸看到，終有一天十五、六歲的黃口少年，會在公眾場合大模大樣地白日宣淫，只要付給他每小時最低工資就萬事大吉。

在這種辯論中是沒有實際意義上的贏家的，因為觀眾一般都為支持自己一方而來，帶著現成的觀念。直到幾年前，在黃色淫穢物品辯論中的陣線涇渭分明：政治思想上傾向自由派的男女，一般都反對對黃色淫穢物品進行檢查控制；而支持這種控制檢查的人，一般都是政治觀點上比較保守的男女。

可是，最近幾年來這場辯論中又加進了另一度空間。

許多女權主義者，其中不少人對自由事業懷著赤誠之心，也呼籲對黃色淫穢物品不能掉以輕心。她們認為黃色淫穢物品鼓勵對婦女使用暴力，把婦女當作性玩物。有些人鼓吹抵制這類物品，另外一些人要求政府加強檢查控制。民權主義積極分子們大多數都支持女權主義運動，但他們繼續反對對黃色淫穢物品進行檢查控制，儘管這些物品有一定的危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