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時候，這種「價值認同」的差異性就在人和景觀的關係中表現出來了。盡管，在它們之間也存在著某種共同之處，即所謂的「普世價值」，這就是當年司徒雷登曾經努力過的，但是，司徒雷登沒有成功。



這就需要在今天的中國文化產業發展中，把「消費認同」和「價值認同」有機地融合在文化產業景觀的設計與建設之中，以「價值認同」為導向，融「消費認同」與「價值認同」認同之中，並以此來建構文化產業正義：實現人的、民族的和國家的正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把迪士尼項目引人中國大陸構成了對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這一國家文化產業發展戰略的矛盾和衝突，同樣也無法通過引進迪士尼項目來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因為，在景觀的文化認同上它構成了對中國文化產業的「逆正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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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的歷史地理創造了特別的社會生態環境和生活方式的地理拼嵌圖，這種地理拼嵌圖直觀地表現在人們的視覺感官時，它是以景觀形式出現的；然而，當它以人們的精神心理體驗的時候，它表現為人們行為方式的「內視性」，而正是這種「內視性」成為人們借助於和通過景觀識別實現文化認同的根本心理基礎。



這是因為「這個地理拼嵌圖是人類多種行為隨著時間而不斷加深的產物。」⑾文化產業發展作為一種空間規模生產方式對於一個地方空間形態的重構，它所解構和建構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可視性文化景觀，而是內蘊於人們心理結構中的文化識別和文化認同。…

四、文化產業：改變和再造景觀與文化認同

改變和再造景觀是近幾年來中國文化產業發展中最重要的運動之一。杭州宋城、浙江義烏橫店影視城是這方面典型的案例。把文化資源優勢轉變為文化產業優勢(浙江義烏的國家影視產業試驗區是一個反向案例：因資源貧乏而建成)，是現階段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基本模式和基本價值取向之一。

景觀是具有思想的文化產物，而且是非常複雜的文化產物。人們總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和社會發展時期營造不同的文化景觀，以寄托自己的某種理想和追求，表達對於某種生活的願望：祈福或者消災等。因而，營造景觀是人們心靈訴求和心靈寄托的需要。即便是人們最為必須也最為簡單的「屋」的構造，也是為了營造一個「家」歸屬性景觀標誌，而使自己有所依歸。不同的景觀表達了不同的心理意義。不同的景觀是不同的世界觀的對象化。⑻…

如同去北京的人第一次去北京而沒有專門去天安門等於沒有去過北京一樣。是否「白相大世界」是鑒定它是否來過上海的一個衡量標準。這同樣是一種社會生物習性使然。而之所以會形成這種習性，是由「大世界」這樣一個特殊的地理景觀所擁有的特別的價值和意義決定的。在那樣一個往日的時間裏，它意味著一種經歷：現代性體驗，是一種走過大碼頭、見過大世面的標誌；而對上海本地人來說，這是他不斷地得以炫耀的一種身份確證和文化認同，必須不斷地重復行為以加強這種身份的「宗教意識」。…

人類的文明發展史和文明進化史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確實是在不斷的否定過程中前進的。當人類文明在其進化過程中不能勇敢地否定自己便不能實現新的偉大文明的創造性飛躍的話，積極的否定就成為人類文明進化不可替代的歷史動力。毫無疑問，人類社會形態的進步與發展，是人類文明在進化過程中不斷否定自己的最好例證。但是，這裏有一個最基本的歷史前提：那就是這種否定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推動歷史的前進與跨越，也就是說，當不否定這種文本所體現的精神性存在，便不能推進社會的文明發展的時候，這種精神性存在由於其已經成為歷史發展的一種障礙的時候，解構或顛覆它存在的合理性與合法性，也就歷史地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那麽，無論是「紅色經典」還是《紅樓夢》所體現的精神構成了我們今天這個社會文明進步的障礙性力量了嗎?…

前者是基於宗教和意識形態的控制，而後者則基於對市場的控制：新的交易規則。如果說，前者具有鮮明的不公平性和歷史的反正義性的話，那麽，後者，則顯而易見的是試圖建立一種基於市場的公平的交易規則。歷史不僅在這裏拐了個彎，而且還在這裏開啟了文化產業發展、進而人類文化發展史的一個新時期：制度交易時期。



由於在近代以來一部世界發展史幾乎就是由歐洲來主導的，因此，一部近代歐洲文化產業發展史也就成為另一部歐洲文化發展史和社會發展史。近代歐洲離開文化產業這樣具體的載體形態，近代歐洲的文化發展和社會發展很可能是另外一番情景，甚至不能完全排除近代歐洲的文化仍然處在中世紀。問題是資本對於世界市場的開拓，正如馬克思所說的，不僅使世界各民族的局限性成為不可能，而且形成一種世界文學。⑵…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任何文化產業史都是人的精神發展史。因為，任何一種文化產業形態的出現和誕生，都是一次重大的表達革命與表達解放。而表達在本質上就是人的對於世界的理解和意見的公開性陳述。表達在本質上也是自由的。



但是，自人類發展進入階級社會以來，本質意義上的表達自由都是不存在的。這一方面是因為任何一種意義上的統治集團為了維護它所代表的階級和階層的利益，它必須要主導輿論、乃至控制輿論，這就使得表達自由成為不可能；另一方面，統治著物質生產的階級一般來說，也都統治著精神生產，也就是說統治著表達的工具和載體，因此，除非制度設計，在文化生產力形態不變的條件下，表達自由的機制(載體)不變。因此，被統治階級一般來說在精神發展史上是無所謂「表達自由」的。



每一次文化生產力的解放和文化產業新的載體形態的出現，都是一次表達自由的獲得與解放。本雅明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發現了文化產業對於實現藝術民主的價值和意義。⑴…

胡惠林，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文化產業創新與發展研究基地辦公室主任，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文化產業與管理系主任。（Corpus ID: 212155544，2009）

摘 要：文化產業對於歷史和地理具有解構與建構的功能。時間上的歷史主義態度和空間上的文化認同價值，構成了文化產業發展與歷史地理學最主要的正義關係。重建文化產業發展的新歷史地理學關係，應當建立和實現文化產業正義的同時，也能夠實現其他各個領域和各個方面的正義這樣一種新的文化產業戰略理論和戰略觀，從而使得「文化產業正義」轉變成「文化產業發展的歷史地理學正義」，用文化產業的歷史地理學正義觀，建構中國新文化產業正義觀和新的文化產業發展戰略觀。…

質言之，「發現了」巴赫金理論、「發現了」第二個索緒爾思想的克里斯特瓦，以其「文本間性」理論超越結構主義，而影響了羅蘭·巴特，影響了「如是」派這批巴黎先鋒前衛知識分子。

然而，這只是互動的一個方面。換一個角度看，克里斯特瓦的文本理論乃是「如是」派及其「整體理論」的一種總結。被視為克里斯特瓦文本理論的那篇「核心文本」，在探討「文本間性」時僅次於「詞語、對話與小說」而經常被提及的另一篇文章，乃是「封閉的文本」(texteclos)，其藍本可能是「文本的結構化問題」。後者也是克里斯特瓦的一篇重要論文。1968年…

在這次訪談中，巴特回顧了克里斯特瓦對巴赫金思想的介紹對於自己的啟發。巴特指出，那些分析讓自己「隱約看到了將文學寫作當作一種其他寫作的對話、當作一種寫作內部的各種寫作之間的對話來進行分析的可能性。一部作品的寫作，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薩德、雨果的寫作，在其詞語的線性發展的表明之下，包含著反復、戲擬、別的寫作的回聲」，「如果文學是各種寫作之間的對話，那麽，很顯然整個歷史空間都重新回到了文學語言之中」。[4]

巴特還在其他的很多場合談及克里斯特瓦和互文性。1969年…

1966年，TelQuel是當時最活躍和最具煽動性的團體。這個團體把克里斯特瓦置於巴黎知識分子「名人錄」的核心。她認識了自己的同胞托多羅夫，成了邦弗尼斯特的朋友；在索萊爾斯的幫助下認識了拉康，並參加了他的研討班。她同情法共。或者至少同情它周圍的知識分子小圈子(《新批評》、《法國通訊》)。她贊成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而且在幾個月之後，成了結構主義的發言人，聲稱要對結構主義進行概括。那是符號——馬克思——弗洛伊德思想的奇妙混合，體現了知識先鋒派的欲望，即通過寫作使世界革命化。[3]456—457…

透過文本間性的棱鏡，世界呈現為巨大的文本，在這個文本中所有的一切都是什麽時候曾經已然被說過的，新的東西要有可能也是根據萬花筒的原理：一定元素的混合提供出新的組合。對於巴特，任何一個文本——乃是一種獨特的「回音室」(巴特：《文本的快樂》，1973，p.78)。

這樣，文本性與文本間性被理解成彼此相互決定的兩個現象，這就會最終導致「文本」概念——作為被清晰地顯示出來的自主自律的現實的文本概念——被消滅。…

我們知道，文本間性(一譯「互文性」，法文ERTEXTUALITE；英文INTERTEXTUALLITY；俄文ИНТЕРТЕКСТУАЛЬНОСТЬ)，這是後結構主義理論家茱莉亞·克里斯特瓦於1967年引入的一個術語，它現在已成為後現代主義的藝術作品分析中一個基本的術語，它不僅被作為文學文本的分析工具，或者是文學存在的特點的描述工具(盡管它最初正是在這個領域出現的)，而且被用於已獲得「後現代感」之名稱的當代人的那種世界感與自我感的界說。楚爾加諾娃總結道：…

【內容提要】「發現了」巴赫金，也「發現了」「第二個索緒爾」的克里斯特瓦，以其「文本間性」理論超越結構主義，進而影響了巴特和「如是」派，但這只是史實的一個方面。換一個角度來看，「文本間性」理論則是高揚文本之「生產性」的克里斯特瓦與「如是」派那群先鋒前衛知識分子思想互動的一個成果，是其「整體理論」的一種結晶，是法國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思想之鏈上精彩的一環。

在當代文論史上，茱莉亞·克里斯特瓦這一大名是與「文本間性」(一譯「互文性」)這一理論緊緊聯系在一起的。一如「文學性」當年之於羅曼·雅各布森，「文本間性」更是克里斯特瓦文本理論的一個核心。要深入理解克里斯特瓦文本理論的核心蘊涵，就要去了解「文本間性」這一概念的產生背景，或者說，去追溯這一命題的生成語境，就要將「文本間性」學說置於克里斯特瓦全部文本思想的孕生過程中，置於其「文本科學」的建構過程中。…

事實上《羅·吉》出人意料地把原劇中兩個莫名其妙死去的小人物變成主角，使這個普通人的悲劇更能打動當代人的心。1930-40年代京劇藝術家和文人一起創作了不少新作，大多取材於古典文學名著，如一批紅樓戲和靈感來自唐詩的《春閨夢》，根本不管原創還是改編；上海的越劇、滬劇也是通過改編名著如《祝福》、《少奶奶的扇子》等提高了年輕劇種的藝術品位。其實那是一個戲劇的原創力十分旺盛的時期，其標誌之一就是作品的強盛的生命力——大半個世紀前創作的很多戲現在還能演；而1950-60年代新編的戲現在還能演的卻很少——話劇更少，反映當代生活的幾乎一個也找不到。曹禺《明朗的天》講一個狠批帝國主義的新中國故事，就發生在當時的北京，看上去比他活用歐洲原型故事的《雷雨》原創得多，卻再也不會有人演了。這樣的新故事能算有原創力嗎？那些戲里的思想是作者聽領導灌輸得到的，並沒有化為自己真正的信念；所以，即使編出了「原創」的故事，也沒一點獨立的「力」。既無力，談何原創力？…

現在西方流行的一人多角很不一樣，有人說這體現了藝術的民主。美國布朗大學有位造詣很深的啞劇和肢體戲劇專家，應邀來上戲和布朗、耶魯、紐大等校合辦的「冬季學院」授課。



原定十六個人的肢體戲劇課湧來了六七十人，我要他考一考選出最好的，他卻只肯抓鬮，放棄老師的判斷力，讓運氣來決定人選。



一天課結束，沒選上只能旁觀的學生要他第二天重新抓鬮選人，他不顧我的反對又抓了鬮。我們請他來給最有潛力的學生教授專業技能，他卻想讓所有來的人都伸伸腿彎彎腰開開心。



這樣教學不可能創作出能呈現給觀眾看的作品，第二年我特地請他提前一週來，專門給一組學生授課，還建議他以日奈的劇本《女僕》為基礎，做出一個有人物形象的肢體劇來。…

在我們這里，首先要有厚實的大眾藝術的草根，才可能有錦，才可能添花；而錦上添花在發達的西方國家就太普遍了，無須顧及觀眾感受、只為自己享受的藝術花樣繁多，不勝枚舉，尤其是那些solo為主的藝術樣式，本來就未必需要公之於眾。相比之下，戲劇最難單幹，必須要團隊合作，多半還是要些人來看，所以還有點蹤跡可尋。集體的藝術也可以自娛自樂，戲劇中一種常見的做法就是，不管觀眾是否分得清角色，演員角色混搭，一人多角、一角多人，大家玩玩。…

如果這題目是個選擇題，該怎麽回答？相信有很多人會選前者——「為自己」不是太自私了嗎？但也會有很多人選後者——尤其是年輕人，他們崇尚自我表現，不是說戲劇大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就要求演員發現自我、「解放天性」嗎？

兩個選擇都有相當的道理，也都有不小的偏頗。首先，斯坦尼從來沒有要演員「解放天性」。中央戲劇學院資深表演教授張仁里早已考證出，這個在中國流傳極廣的說法其實是八十年代國門初開時一些中國的表演老師誤讀了西方理論硬安在老外頭上的。其實很多人都忘了常識：中戲、上戲最難考的表演專業錄取的不到百分之一的「幸運兒」們，並不是比別人更會「做自己」的人——真要做自己，在家呆著不容易得多？借用培養了梅爾·吉布森和凱特·布蘭切特的澳大利亞國家戲劇學院NIDA前院長奧博瑞·梅勒的說法，當演員就是要學會「做別人」——按劇本和導演的要求去做；當然也是做給別人看，這「別人」就是觀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