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文化資源的形成都是歷史地理相互作用的結果。離開了具體的歷史地理條件，任何人的活動所創造和形成的文化資源都是不存在的。歷史以及在歷史所存在的地理空間的依托，便與在這地理空間的人類活動、人類生活有關係。提出要把文化資源優勢轉變為文化產業優勢，不僅提出了一個文化產業發展的歷史地理學命題，而且也提出了文化產業發展與往日和今日人類活動的關係。

任何一個規劃目標的實現都有一個時間長度，而任何一個規劃實現的空間有都是濃縮了的時間長度。在今天，人類所生活和活動其中的任何一個空間，沒有一個不濃縮了這樣的時間長度的，這就是歷史。因此，在今天任何文化產業規劃及其規劃目標的實現，都是對以往歷史地理現狀的改變。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如何在文化產業發展的規劃空間里，以及如何在規劃的目標中與歷史的趨勢相銜接，與地理的脈絡相吻合。

文化產業發展規劃的目標選擇與制定，應當是歷史的合理性延伸，是地理的合法性塑造。不能把文化產業發展規劃目標的選擇與文本的制定看作是對歷史地理的隨心所欲的喬裝打扮。當前中國文化產業發展規劃存在的一個普遍性問題，就是誤入了城市規劃的軌道，用城市或區域規劃中的概念和理念來規劃文化產業的發展。

所謂「縱、橫」「園、區」「發展帶」「圈」等，都是城市規劃或工業經濟規劃中的空間表達，嚴格意義上來說不是關於文化產業規劃的本體性表達。所謂產業規劃，一是對產業發展本身的未來安排，包括產業結構、產業布局、產業政策等，二是對體現規劃精神和落實規劃戰略目標實現的重大項目規劃，包括涉及產業升級換代的重大科研攻關項目、戰略產業和重點產業的重大投資建設項目等。

嚴格意義上來說這是關於一個產業的宏觀發展規劃，其核心是戰略規劃和政策規劃，對全局具有指導意義和規範作用，具有某種程度上的法的和行政約束力，涉及一個國家和地區發展的整體性戰略目標和國計民生。而任何一個重大項目的投資建設在被列人規劃之前都是必須要經過反復的可行性論證的。這就一般意義上的產業規劃而言。文化產業的發展當然也需要有科學的規劃，否則，就很有可能因為缺乏必要而科學的規劃而使我們的文化產業發展陷入盲動之中。在這當中。城市或區域發展規劃中的某些概念和理念並非完全不可以運用於文化產業，例如「集聚區」等。

但是，文化產業的發展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文化產業的形態發展和「集聚區」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不是被規劃出來的，而是依照文化產業生命運動的內在邏輯以自然生命的方式成長起來的。例如，近幾年來，所謂創意產業和創意產業園區在上海、北京、杭州等一些大城市的出現，就不是被規劃出來的。在上海、北京、杭州等大城市制定的最初的有關文化產業發展戰略和文化產業發展規劃綱要的文件中，都沒有關於發展創意產業和建設創意產業同區的內容安排。無論是上海的田子坊、北京的798，還是杭州的L()FT49等著名的創意產業園區，都是在藝術發展尋找新的創作與生產空間的過程中與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與轉型過程中需要尋找新的生命空間所形成的共同需求中產生的。「內需」與「轉型」是現代創意產業與創意產業園區誕生的兩大基本動力。離開了這兩大基本動力，所謂「創意產業園區」是不可能出現的。

這就是文化產業成長的規律。「創意產業」和「創意產業園區」的出現是如此，其他文化產業及其形態在一個地區的出現也是如此。例如網絡遊戲產業在上海的出現，也是在上海八九十年代的文化發展戰略和文化產業發展規劃中所沒有的，而他之所以率先在上海出現，直接和上海這樣一個國際性的大都市以及在這個大都市的地理文化環境中形成的歷史意識和歷史感覺密切相關。

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說，上海盛大網絡的出現也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文化產業的發展、特別是一種全新形態的文化產業的出現是需要許多先決條件的：正如沒有印刷術的發明便沒有印刷出版業、沒有近代工業革命便沒有電影工業一樣，沒有互聯網就沒有網絡遊戲產業。而所有這一切，都是文化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上尋找新的生命空間和表現形態的產物。因此，文化產業發展很大程度上是文化生命形態運動自然選擇的一個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