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歷史文化資源生產和提供當代人的文化消費品，是今天文化產業運動的最主要的生產機制之一。因而改編、重寫，進而「戲說」便成為一種主要生產方式。過往在這個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許多爭論，人們往往在歷史的慣性作用下局限在意識形態領域。

然而，當電影《無極》被《一個饅頭的血案》「惡搞」而感到無限憤怒的時候，實際上我們已經對許多被「惡搞」的歷史熟視無睹。表面上看來是對一部作品或一個人的「惡搞」——例如電視連續劇《林海雪原》對楊子榮的「惡搞」，《大話西遊》對文學經典《西遊記》的「惡搞」，實際上都是對構成我們往日記憶的那段歷史的「惡搞」，以及通過和借助於這種「惡搞」解構我們在往日的歷史進程中已經形成的對歷史的認識，和由這種認識而建構起來的精神世界。這種「惡搞」，是解構了我們人自身以及之所以是自身的歷史。

為什麽?因為那些屬於我們自身歷史的一部分的，正是確證我們當今存在的全部合理性與合法性之所在。這就是為什麽在德國，人們不贊成惡搞希特勒⑷，在印度不能惡搞聖雄甘地⑸的原因。被顛倒了的歷史應當被顛倒過來，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但是把顛倒了的歷史再顛倒過來與「惡搞」歷史是兩種完全不同性質的歷史態度。前者是恢復歷史正義，而後者則是毀滅歷史正義。一個國家和民族不可能在「惡搞」歷史的行為中恢復歷史正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文化產業發展的歷史學問題才應該引起我們的嚴重關注。

同時也正是由於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存在的誤區，使得我們今天的文化產業發展在空間規模生產導致了對歷史地理存在的全部合法性與合理性的消解，進而造成了文化產業發展與歷史地理時空衝突的緊張關係：一方面，我們不惜工本、大興土木，以「實施文化產業重大項目帶動戰略」的名義興建文化產業園區和新的仿古景觀；另一方面，我們又為了發展文化產業和推進城市化進程而不惜毀掉具有重大文化產業發展價值的「歷史街區」和「名人故居」。在這個過程中，真實的歷史被虛假化了，對歷史內容的歷史性表達的景觀被「去地理化」了，從而使得歷史和地理都成為沒有生命體征的物體。法蘭克福學派當年就是從文化產業與人的精神性創造的關係性層面上提出了對「文化工業」的批判，並由此而建構了它的社會批判理論。這就是從人類精神發展史、特別是從藝術精神創造發展史的角度提出的一個重大命題：文化產業是生產還是消費歷史?如果是消費，文化產業應如何消費歷史?

在這裏，所謂消費歷史包括兩層含義：第一層意義是指我們通過任何一種形態的——文字的、口傳的、視覺的——關於歷史的表達物的閱讀增加知識、進而滿足精神愉悅，人在這個過程中感悟歷史，獲得人的自我存在方式的提升；第二層意義是指我們為了某種功利性目的——政治的和經濟的——而對任何一種形態的歷史根據目的性需求而重新進行剪裁和組合，進而構成與已有的歷史表達內容不一樣的歷史。不是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來消費歷史，而是按照自己的目標來消費歷史，並且在消費歷史的過程中解構和消解歷史的真實性，最終使得歷史在碎片化的過程中背對其在歷史的深處。

我們今天面對的歷史，絕大多數是由文本形態構成的。無論是物質的還是非物質的。離開了具體和特定的文本形態——歷史存在的載體，我們便無法接觸歷史。文本不僅構成了一段文化史、文學史，而且構成了一段精神史和審美現象史。它是社會進步的文明展現方式，如果我們不能承認這一方式的歷史合理性，以及它在構成一個民族文化心理和精神歷程中的不可替代性，那麽，我們今天在解構或者在顛覆意義上的「改編」的歷史合理性又在哪裏呢?

這裏就涉及一個問題：歷史能否被解構?倘若回答是肯定的話，那麽緊接著的一個問題是：怎樣的歷史才能被解構?解構歷史當然不是目的，解構歷史的目的也許有無限個。但是，一個最基本的目的就是：重建歷史——要麽還原歷史，要麽創造歷史?如果是還原歷史，是還原什麽樣的歷史呢?還原的歷史，是否就是歷史的本來存在呢?歷史本來就是一個被確定的對象。因為我們現在所面對的歷史和所閱讀的歷史以及所表達的歷史，都是每一個「我」看到的、面對的和寫下的歷史。因此，這個所謂的「歷史」只是整體性歷史的極小的一部分。我們的歷史觀就是由這一小部分的歷史養成的。

⑷《希特勒被惡搞。德國人難受》，2007年1月13日《參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