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墾研創·嫣然] 物導向本體論（OOO）視野中的地方與學校

在當代思想之中，物導向本體論，（Object-Oriented Ontology，簡稱OOO）與Actor-Network Theory（ANT）之所以逐漸滲入文化研究、建築、媒體乃至教育討論，並不只是因為它們重新談論「物」，而是因為它們動搖了人類長久以來的世界觀：我們是否真的站在萬物中心？或者更準確地說，人類是否真的有能力完全掌握自身所處的空間、制度與生活？

這樣的問題，若放進「地方」與「學校」的關係裡，會變得尤其有意思。

在傳統理解中，學校往往被視為一種抽象制度：教育、知識、紀律與升學機器。至於地方，則常被理解成背景，是學校所「坐落」的位置。然而，若從OOO與ANT的角度重新思考，我們會發現：地方並不是容器，學校也不是單純建築。兩者其實是一種彼此纏繞、互相生成的object network。

也就是說，學校從來不只是教育機構，而是由大量物件、基礎設施、氣候、聲音、材質與身體感共同構成的複合存在。

一所海邊學校，與山區學校、都市明星高中或偏鄉小學，即使課綱相同，實際上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之中。海風會腐蝕鐵窗，濕氣會滲入牆壁，長距離通勤會改變學生對時間的感知，坡地地形會影響身體移動方式，而都市補習文化則會重塑晚上的光線與睡眠節奏。這些看似「非教育」的事物，其實都在參與教育本身。

這正是Bruno Latour最重要的啟發之一：社會並不是由人類單獨構成，而是由人與非人事物共同形成的network。學校不是只有老師、學生與行政系統，還包括電風扇、鐘聲、監視器、Wi-Fi、冷氣、操場積水與校車路線。這些非人object並非被動背景，而具有某種agency，它們會反過來塑造人的行為與情感。

例如，疫情期間的遠距教學便是一個典型案例。許多人一開始以為「停課不停學」只是數位轉移，但真正決定教育品質的，往往不是教師本身，而是學生家中的網路速度、手機電量、共享空間與家具配置。有人能在獨立書房上課，有人卻只能在嘈雜客廳裡聽課。於是，教育差距不再只是抽象的階級問題，而變成插座、耳機與桌椅之間的物質差異。

從這個角度看，「地方」從來不是學校的外部，而是不斷滲入學校內部的力量。

而更深刻的是，地方與學校之間的關係，並非單向影響。學校也會反過來改變地方。它可能重組交通系統、形成商店街、推升房價、創造補習文化，甚至重新定義一個區域的身份。所謂「明星學區」，其實就是學校object向外擴張的結果。當家長開始為了學區搬家時，教育制度已經不只是知識系統，而成為房地產與都市規劃的一部分。

於是，我們會發現：地方與學校並不是主體與背景，而是兩個彼此折射的存在。

這種觀看方式，也讓我們重新理解「地方感」的形成。

許多人回到母校時，常會產生一種奇異經驗：某個樓梯轉角、走廊氣味、午後光線或操場聲音，會突然讓身體比意識更早認出那個地方。傳統心理學或許會把這視為記憶觸發，但OOO提供了另一種理解：物本身具有持續作用力。榕樹、磁磚、鐵門與鐘聲並未消失，它們仍然在與人的身體發生關係。

換句話說，地方並不是等待被回憶的空殼，而是actively保存某種存在痕跡的object。

這種觀點也能延伸到更廣泛的社會問題。例如貧窮。

在現代城市裡，貧窮往往被簡化成收入不足，但如果從ANT與OOO來看，貧窮其實更像一種由大量物件與基礎設施共同形成的環境。潮濕房間、老舊機車、長距離通勤、便利商店食品、低速網路與深夜噪音，這些東西不只是背景，而是不斷塑造人的時間感、疲憊感與未來感。

也因此，貧窮並非單純缺少金錢，而是一種會滲透身體與空間的atmosphere。

然而，這也正是OOO與ANT最受批評之處。許多Marxism學者認為，當理論過度強調物與物之間的network時，很容易模糊真正的權力問題。因為一旦所有事物都被視為平等actant，那麼誰在支配誰、誰在剝削誰，就可能被稀釋。

例如，當我們分析演算法如何參與社會時，若只停留在技術network層面，就可能忽略資本如何透過平台壓榨勞動者。這也是為何Latour雖然極大地改變了社會理論，卻始終受到「去政治化」的批評。

但即便如此，OOO與ANT仍然提供了一個重要提醒：世界並不是由人類意志單獨構成的。那些看似沉默的物，其實從未停止參與現實生成。學校、地方、貧窮、氣候、平台、狗、冰雪、房間與街道，都不只是背景，而是 actively shape 人類命運的存在。

或許，這也是這些理論真正令人不安的地方。

它們迫使我們承認：人類並不是世界唯一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