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我們研究這一段歷史的時候，是常常為我們所忽視的。胡霽榮的研究補上了至關重要的一環，他的研究不僅把這一歷史的本來面目恢復給我們看，而且還讓一段幾乎被遺忘的歷史在整個現代中國歷史的文化建構中還原——還原了近代以來中國早期文化發展史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電影主體性建構的歷史性完成：電影主權制度建構。這是電影審查制度、電影制度交易、進而電影文化產業制度交易的中國方式。

因為在早期，中國電影產品還是以輸人為主，電影產業主要地還是表現為好萊塢對中國電影市場的壟斷，尚未形成中國電影輸出的主體能力。但是，這並不等於在這方面中國的電影產業是無所作為的。通過建立中國式電影審查制度來有效地保護初露新芽的民族電影工業發展來贏得中國電影的世界話語，並且以這種方式來實現對外國電影、特別是好萊塢電影在中國(上海)市場份額的控制，從而為新興的中國民族電影獲得發展所需要的必要的市場空間。因而具有與配額制度同樣的效力。

這就是中國電影產業出現的歷史狀態。因此，這一事件本身不僅標誌著現代中國電影審查制度的形成，而且也標誌著中國文化產業市場準入制度的形成，在現代中國文化發展史上標誌著中國文化產業主體性建構的實現，是國家主權的文化表達和制度表達。電影作為現代文化產業的核心形態，在完成和實現中國電影產業主體性建構的過程中，改變和創造了中國歷史，即改變了以好萊塢為代表的西方電影對中國市場的壟斷，開啟了現代中國民族電影工業時代。中國近代文化發展史也就在這裏拐了一個彎：現代中國文化產品交易制度時代的出現。

作為整體性概念的文化產業生命形態的形成是一個歷史演變過程。迄今為止，誰也不敢說文化產業作為一種生命形態已經發育完成，而只能說文化產業發展的當代形態是什麽。文化產業的生命形態的演化，取決於歷史的需求以及在這種歷史的需求過程中人在歷史的發展進程中的文化發現與文化需求。文化產業的整體性概念本身所揭示的就是一個文化產業自身不斷成長的歷史過程。它包括兩個含義：一方面是它自身的生命演化史，另一方面是它自身的生命演化史作為人的、社會的歷史演化史的一部分表現著歷史，傳遞著歷史以及創造者歷史，是歷史自身的生命演化形態及其發展的階段性。

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產業空間生命運動的歷史軌跡，基本上是沿著現代城市生命運動的路線圖走過來的。城市是文化產業的主要集聚地。雖然在抗日戰爭時期，戰爭一度造成了中國文化產業生命遷移的市場路線的改變，但是，戰爭一結束，這樣的生命運動規律便迅速得到重建。制度性的文化產業遷徙是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是中國圖書出版業北遷的最重大的文化產業事件。文化產業是被建構的。文化產業是一個過程，因此，必須在歷史的背景下考察文化產業。

二、文化產業：消費歷史還是生產歷史

文化產品的生產與消費是文化產業構成的核心要素。所有文化產業的當代形態都是圍繞著文化產品的生產與消費而建立起來的。由於所有的文化生產本質上都是關於內容的生產，因此，在所有的關於文化產品的內容生產過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以當下的身份表達了生產主體對歷史的態度：是消費還是生產?

當文本作為一種歷史的存在，或者它本身已經構成歷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時候，對這一文本的任何一種史學態度，都將直接影響到這一文本構成的歷史原型存在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尤其是當這一文本已經成為某種民族傳統文化和人們精神歷史的一個重要的歷史性存在，同時具有文化資源價值和精神像徵價值的時候，任何對這一文本的建構還是解構，都將直接影響這一文化資源的價值屬性和民族文化心理的顛覆還是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