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時候，這種「價值認同」的差異性就在人和景觀的關係中表現出來了。盡管，在它們之間也存在著某種共同之處，即所謂的「普世價值」，這就是當年司徒雷登曾經努力過的，但是，司徒雷登沒有成功。

這就需要在今天的中國文化產業發展中，把「消費認同」和「價值認同」有機地融合在文化產業景觀的設計與建設之中，以「價值認同」為導向，融「消費認同」與「價值認同」認同之中，並以此來建構文化產業正義：實現人的、民族的和國家的正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把迪士尼項目引人中國大陸構成了對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這一國家文化產業發展戰略的矛盾和衝突，同樣也無法通過引進迪士尼項目來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因為，在景觀的文化認同上它構成了對中國文化產業的「逆正義性」。

五、文化產業規劃：新人文生態環境締造與誤區

當下的中國正處於文化產業歷史地理的空前巨變之中。時空會聚與時空壓縮及其在這當中主體構成之間的劇烈變動，造成了近百年來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前所未有之大分化、大改組、大變局。運用文化產業規劃推進文化產業的發展是這一大變局的主要特征。2006年以來的全國性的文化產業發展戰略規劃制定，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對文化歷史地理生態系統的大規模改造，是一次有計劃、有步驟地對原有歷史地理生命系統的顛覆與再造。在當代中國，似乎還沒有哪一種產業形態有如此能量改變著中國的歷史地理人文生態的。文化的自然歷史的生成過程是一種生態演化過程，具有鮮明的漸進性特征。它和人類選擇易居生活空間的遷徙習性的文化路徑依賴密切相關。它也會演變成某種爆發式增長的激進性、突發性，但這往往是在原有的文化基因在外力的作用下發生突變而造成的。

文化產業的區域發展規劃，尤其是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文化空間範圍內，它所規劃——改變和營造的，不只是開發和建設幾個項目，而是在締造一個全新的人文生態環境，一種誘導人的文化生物習性變異的文化生物環境和生物場。嵩山少林寺為什麽從一個莊嚴的佛門凈地而變成了一個蜚聲中外的旅遊勝地和娛樂產品，原因就在於少林寺的功能性變異。從而導致了來少林寺的人們文化生物習性的變異：人們來少林寺不是為了拜佛，尋求超度和靈魂慰籍，而是為了實現對少林寺傳奇的好奇性滿足——在這里，電影《少林寺》無疑是好奇心的催化劑。宗教精神消費轉化成了文化旅遊消費，「少林寺」演變成了一件文化消費產品。這就提出了一個文化產業發展的中國問題：我們今天的文化產業發展規劃如何延續人的文化生物習性——是原有的文化生態環境和空間的時間邏輯的合乎規律的演化發展?還是通過創意、規劃、設計、建設一些與原有的歷史完全沒有關係的「文化生物物種入侵」，從而導致一個地區所特有的文化生物史的中斷?

任何一個物種生存環境的大規模解構，必然導致原有生態群落生物鏈的斷裂。自然界是如此，人文界也是如此。離開歷史地理原有的生命紋理和脈絡系統，任何意義上的文化產業發展規劃，都將不可避免地由於規劃主體對於歷史地理信息系統重要性認識的缺乏而造成對歷史地理的技術主義破壞，進而最終導致原有的在這個系統形成的文化認同的無所歸依和載體寄托。這也許是出乎文化產業規劃主體的主觀意志之外的。

因此，我們不能為了經濟目的而忘了文化景象對於我們今天文化認同的意義。把文化資源優勢轉化為文化產業優勢，實際上提出了一個歷史地理和文化產業發展的關係性問題。這是因為，任何資源都是歷史文化資源，都是在一個特定的地理空間在歷史的實踐發展中積澱形成的。它不僅因歷史而具有不同年代、時代造成和留下的屬性，而且也正因為歷史在不同的年代形成和造成不同的屬性，因此，在不同的地理空間所形成的文化資源優勢是不同的；同時也正因為文化資源屬性的歷史性構成是受著它所存在的地理空間制約的，因此，這又構成了在不同的地理空間、相同的歷史年代里形成完全不同的文化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