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純艷:宋代海洋知識的傳播與海洋意象的構建(四)

 (四)對海上諸國地理方位的認識

 現存清晰標註海上諸國地理方位的宋代地圖有南宋《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在該圖中,日本位於蘇州正東海中,流求(台灣島)位於明州昌國正東海中,三佛齊、註輦和阇婆國位於漳、泉、潮州正東,皆在海南島以東。這是否代表了宋代海洋知識的客觀狀況?如果不是,該圖所反映的海洋意象與宋人實際掌握的海洋知識又有何關系?我們還是先考察宋人對海上諸國方位的實際認知。

 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的記載表明宋人對高麗的方位有清晰的認識。即“由明州定海放洋,絕海而北”(87)。由明州經定海招寶山,虎頭山,昌國縣沈家門、梅岑、海驢焦、蓬萊山、半洋焦,出大洋,經白水洋、黃水洋、黑水洋、夾界山、五嶼、排島、白山、黑山、月嶼、闌山島、白衣島、跪苫、春草苫、檳榔焦、菩薩苫、竹島、苦苫、群山島、橫嶼、紫雲苫、富用山、洪州山、鴉子苫、馬島、九頭山、唐人島、雙文焦、大清嶼、和尚島、牛心嶼、聶公嶼、小青嶼、紫燕島、急水門、蛤窟、分水嶺,到達高麗禮成港等(88),這四十余個地表目標構成了明州至高麗的航路。徐兢的著作已經佚失的“圖”除了繪高麗所見事物,還應包括“海道”(航路)圖,即其所說“謹列夫神舟所經島洲、苫、嶼而為之圖”(89)。書中記錄了指南針、地表目標、牽星術、鉛錘探測等四種導航方法,其航路圖完全可能包括所經島嶼、針路、更數和牽星圖,是包含《鄭和航海圖》幾個要素的航海圖。成尋所記日本至明州的航程,經高麗耽羅,到蘇州洋石帆山、明州徐翁山、烈港、虎頭山、招寶山,到明州,表明宋人對日本的方位及日宋間的航路、日程、海情有清楚的認識(90)。《寶慶四明志》稱明州與高麗間“來乘南風,去乘北風”,而日本來明州的“賈舶乘東北風至”(91),對其方位認識是明確的。

 宋人對南海諸國的地理位置也有較為清晰的認識。趙汝適稱自己所見的《諸蕃圖》“有所謂石床、長沙之險,交洋、竺嶼之限”,因“問其志則無有焉”(92),於是撰《諸蕃志》。今圖已不存,但若志為圖解,則可想知該圖或許是東南亞及其以西諸國在內的“世界地圖”,甚至標註了地表目標(石床、長沙之險,交洋、竺嶼之限)、針路(《諸蕃志》“阇婆國”條稱該國“於泉州為丙巳方”,即是針路)和裏程(或更數)的航路信息。今圖而志存,但結合《嶺外代答》等書仍可見宋人對海上諸國地理方位比較清晰的認識。

 宋人辨識南海諸國方位時有幾個定位點,分別是交趾、南海、交趾洋、三佛齊、阇婆、故臨、大食。唐人修《梁書》及《南史》用交州定南海諸國方位,稱“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93)。馬端臨修《文獻通考》繼承了這一方法,稱“海南諸國,漢時通焉,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94)。周去非撰《嶺外代答》也用交趾為重要的定位點:“西南海上諸國不可勝計,其大略亦可考,姑以交趾定其方隅。直交趾之南則占城、真臘、佛羅安也。交趾之西北則大理、黑水、吐蕃也”。交趾之西有細蘭海,“中有一大洲名細蘭國,渡之而西覆有諸國。其南為故臨國,其北為大秦國王舍城、天竺國。又其西有海曰東大食海,渡之而西,則大食諸國也”。大食之西有大食海,“渡之而西,則木蘭皮諸國,凡千余,更西,則日之所入不得而聞也”(95)。大食國諸國中心是麻離拔國,在藍裏西北方,自藍裏“乘東北風,六十日順風方到此國”(96)。位於非洲的昆侖層期國和波斯國以交趾定位,都在“西南海上”(97)。可見宋人對占城、真臘、細蘭、故臨、大秦、天竺、大食諸國(西亞地區)、木蘭皮諸國(北非地區)、昆侖層期、波斯(東非地區)等的地理位置有基本準確的認識。

 西南諸國基本上指東南亞半島諸國、印度洋沿岸及西亞、北非諸國。東南亞海島諸國被稱為“正南諸國”和“東南諸國”。交趾“正南諸國,三佛齊其都會也。東南諸國,阇婆其都會也”(98)。三佛齊在交趾洋正南,其國“正北行舟,歷上下竺與交洋乃至中國之境”(99),其位置“在南海之中,諸蕃水道之要沖也。東自阇婆諸國,西自大食、故臨諸國,無不由其境而入中國者”。阇婆國則“在海東南”,即三佛齊國在阇婆西北方(100)。阇婆以東是“東南海上諸雜國”,如東女國、沙華公國等,是海商罕至的神秘世界(101)。關於加裏曼丹島上之渤泥國的位置,《諸蕃志》載,阇婆國“西北泛海十五日,至渤泥國,又十日,至三佛齊國”(102)。實際上渤泥國在阇婆正北,因阇婆往中國必先向西北三佛齊方向航行,至渤泥也是如此,因而誤以為渤泥在阇婆西北。但渤泥處於阇婆至三佛齊航路中間,距兩國皆不甚遠,這一判斷是正確的。渤泥國往北就是菲律賓群島上的麻逸國和三嶼。“麻逸國在渤泥之北”,“三嶼、白蒲延、蒲裏嚕、裏銀、東流、新裏漢等皆其屬也”。三嶼往北是流求國(台灣島),“流求國當泉州之東,舟行約五六日程”,“土人間以所產黃蠟、土金、牦尾、豹脯往售於三嶼”,顯然與三嶼相接。台灣島南部有毗舍耶,與晉江縣彭湖到“密邇,煙火相望”。(103)

 綜上可以看到,宋人對海上諸國地理方位的判斷雖個別地方小有誤差,但總體上與實際方位基本符合。特別是對高麗、日本、流求、毗舍耶、三嶼、麻逸、渤泥、阇婆、三佛齊、藍裏等環繞東海、南海的島鏈,以及中南半島的占城、真臘、真裏富、丹流眉等的地理方位認識基本正確,對馬六甲以西的細蘭島、印度、西亞、北非和東非諸國的地理方位也有大致近於實際的判斷。如果充分利用宋人獲得的海洋知識,完全可以畫出一幅如鮑德林圖書館所藏明代中期的對南海地區地理方位有基本清晰準確描述的《雪爾登地圖》類似的地圖(104)。因而南宋《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並不反映宋人海洋知識的實情,它對海洋世界的描繪目的不在於顯示海洋世界的實況,而是彰顯輿地九州為中心的,重華輕夷的天下觀念。

 宋人的海洋意象已全然沒有了秦漢時期神仙世界的影子,海洋世界變得更為清晰而實際,這是伴隨著宋代海洋知識日益豐富而出現的變化。宋代在國家實行相對開放的海上貿易政策,經濟重心逐步南移等因素推動下,海上貿易空前繁榮,為海洋知識的積累和傳播開啟了一個新的階段。長期從事航海實踐的海商群體是宋代第一手海洋知識的主要來源,參與航海的使節和僧侶也提供了部分第一手海洋知識,歷代典籍有關海洋的記載也是宋人獲得海洋知識的途徑。這些知識通過世代口耳相傳,航海使節和僧侶的著述傳播,以及禮賓機構和沿邊官員的采集記錄等多種方式得以傳播。

日益豐富的海洋知識通過多種途徑的傳播,在宋人的觀念中構建出一個包含若幹新變的海洋意象。宋人繼承了傳統關於海洋尾閭之說,並對尾閭的位置提出了更為明確的看法,構建出由尾閭、潮汐、季風和洋流組成的動態的海洋世界。同時,宋代雖然不再強調秦漢關於海洋的神仙世界的想象,但在宋人的認識中海洋仍是一個由客觀危險和怪異想象構成的險惡而奇異的世界。這一認識也推動了宋代海洋信仰的巨大發展。宋代官民都在日益發展的海上貿易中獲得利益,海洋被認為是一個充滿財富和商機的世界。官民都以生財取利的心態認識海洋,這是漢唐所未有過的。宋人獲得的海洋知識已可比較清晰正確地判斷東海和南海地區的高麗、日本、台灣島、菲律賓群島、印尼群島、中南半島沿海諸國的地理方位,對印度洋沿岸及西亞和北非等地諸國的地理方位也有近於實際的判斷。

 同時,我們也需看到,宋人站在不同角度,基於不同目的,對海洋知識的選擇及海洋意象的構建存在一定的差異。商人群體和沿邊官員意在探明航路、海情、地理方位、市場信息等海洋世界的真實形態。禮賓機構官員及正史編撰者,包括華夷圖的繪制者更關註利用海洋知識進行政治解說,選擇記錄朝貢、冊封等政治信息,構建四海蠻夷懷服的華夷天下秩序。而一般文人則以娛樂和教化的意識講述海洋故事,並於其中寓含宗教觀念的教化。

 

 ①朱彧:《萍洲可談》卷2,《全宋筆記》第二編第六冊,李國強點校,鄭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149頁。

 ②吳自牧:《夢粱錄》卷12《江海船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1—112頁。

 ③成尋:《新校參天台五台山記》卷1,王麗萍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9頁。

 ④徐兢撰:《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34《海道一》,《全宋筆記》第三編第八冊,虞雲國、孫旭整理,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134、135頁。

 ⑤《宋史》卷163《職官三》,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3854頁。

 ⑥⑧《宋會要輯稿》蕃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951、9962頁。

 ⑦《宋史》卷490《大食國傳》,第14120頁。

 ⑨《宋史》卷489《阇婆傳》,第14092頁。

 ⑩《宋會要輯稿》蕃夷四,第9814頁。

 (11)(13)黃純艷:《宋朝搜集境外信息的渠道》,《北京大學學報》2011年第2期。

 (12)《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第4204頁。

 (14)《文獻通考》卷200《經籍考二十七》,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5743頁。

 (15)《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序》、《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34《客舟》,第8、129頁。

 (16)《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34《海道一》、卷35《海道二》、卷36《海道三》,第133、136、137、139頁。

 (17)《宋史》卷205《藝文志四》,第5188頁;陳振孫:《直齋書錄觧題》卷8《目錄類》,叢書集成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259頁。

 (18)《漢書》卷28《地理志下》,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671頁。

 (19)《宋會要輯稿》蕃夷四,第9832頁。

 (20)袁桷:《清容居士集》卷41《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狀》,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1990年。

 (21)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15《地理部》,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1990年;潘自牧:《記纂淵海》卷8《地理部》;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八《地理門》,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1990年。

 (22)趙汝適:《諸蕃志註補》趙汝適序,韓振華補註,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0年,第Ⅳ頁。

 (23)《諸蕃志註補》卷上《三佛齊》,第47頁。

 (24)《諸蕃志註補》卷上《註輦國》,第127頁。

 (25)《續資治通鑒長編》卷85“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己酉”條,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948頁。

 (26)《宋史》卷203《藝文志二》、卷204《藝文志三》,第5107、5123、5136—5137頁。

 (27)龐元英:《文昌雜錄》卷1,《全宋筆記》第二編第四冊,金圓整理,鄭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115—116頁。

 (28)周去非:《嶺外代答校註》“序”,楊泉武校註,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1頁。卷一“象鼻砂”條有“嘗聞之舶商曰:自廣州而東其海易行,自廣州而西其海難行”語,第37頁。

 (29)王應麟:《玉海》卷16《太平興國海外諸域圖》、卷153《祥符註輦來貢四夷述職圖》、卷154《建隆占城貢方物祥符獻師子》《祥符諸國奇獸》,揚州:廣陵書社,2003年,第303、2817、2829、2835頁。

 (30)呂祖謙:《東萊外集》卷4《祥符四夷述職圖讚》,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1990年。

 (31)《淳祐臨安志》卷10《山川》,《宋元方志叢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3315-3318頁;《鹹淳臨安志》卷31《山川十》,《宋元方志叢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3642—3645頁。

 (32)《寶慶四明志》卷4《敘水》、卷6《敘賦下》,《宋元方志叢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5033、5054—5059頁。

 (33)岳珂:《桯史》卷11《番禺海獠》,第125—127頁。

 (34)洪邁撰、何卓點校:《夷堅甲志》卷7《蔣員外》《島上婦人》;卷10《昌國商人》;《夷堅乙志》卷8《長人國》《無縫船》;《夷堅丙志》卷6《長人島》等,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54、59、86、249、251—252、415—416頁。

 (35)《史記》卷74《孟子荀卿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344頁。

 (36)(37)(42)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15《地理部》。

 (38)郭象:《莊子註》卷6《秋水第十七》,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1990年。

 (39)《夷堅乙志》卷16《三山尾閭》,第318—319頁。

 (40)《嘉定赤城志》卷25《山水門七》,《宋元方志叢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7472頁;《方輿勝覽》卷8《台州》,第141頁。《方輿勝覽》將方位定於仙居東。

 (41)《嶺外代答校註》卷1《三合流》、卷2《海外諸蕃國》,第36、74頁。

 (43)《寶慶四明志》卷6《郡志六》,第5057頁。

 (44)《嶺外代答校註》卷2《海外諸蕃國》,第75頁。

 (45)《淳熙三山志》卷6《地理類六》,《宋元方志叢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7836頁。

 (46)《嶺外代答校註》卷1《三合流》,第36頁。

 (47)《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34《海道一》,第127—128頁。

 (48)《淳祐臨安志》卷10《江潮》,第3315—3316頁。

 (49)《鹹淳臨安志》卷31《山川十》,第3644—3645頁。

 (50)《淳熙三山志》卷6《地理類六》,第7835頁;《寶慶四明志》卷4《郡志卷第四》,第5033頁。

 (51)《淳熙三山志》卷6《地理類六》,第7835—7839頁。

 (52)法顯:《法顯傳校註》,章巽校註,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42、145頁。

 (53)廖剛:《高峰文集》卷5《漳州到任條具民間利病五事奏狀》,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54)《萍洲可談》卷2,第149頁。

 (55)楊士奇等:《歷代名臣奏議》卷90呂頤浩“論舟楫之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38頁。

 (56)《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39《禮成港》,第148頁。

 (57)《寶慶四明志》卷6《敘賦下》,第5057頁。

 (58)[日]《朝野群載》卷20《異國》,黑板勝美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東京:吉川弘文館,1938年,第455頁。

 (59)《諸蕃志註補》卷上《故臨國》《大食國》,第114、173頁。

 (60)《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39《海道六》,第148、149頁。

 (61)(72)《萍洲可談》卷2,第150頁。

 (62)《宋史》卷491《日本國傳》、卷487《高麗傳》、卷281《呂端傳》、卷321《豐稷傳》,第14136、14036、14044、9514、10423頁;《文獻通考》卷324《四裔考一》,第8929頁;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40《高麗使先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29頁;《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03“元豐三年三月甲戌”條,第7366頁;《高麗史》卷6《靖宗世家》、卷8《文宗世家二》、卷16《仁宗世家二》;《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五,第3686頁。

 (63)吳潛:《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卷4《奏給遭風倭商錢米以廣朝廷柔遠之恩亦與海防密有關系》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64)《宋史》卷299《胡則傳》,第9941頁。

 (65)《宋史》卷487《高麗傳》,第14036頁。

 (66)何薳:《春渚紀聞》卷2《龍神需舍利經文》,張明華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3頁。

 (67)《夷堅甲志》卷7《蔣員外》《島上婦人》、卷10《昌國商人》;《夷堅乙志》卷4《趙士藻》、卷8《長人國》;《夷堅丙志》卷6《長人島》,第54、59、86、217—218、249、415—416頁。

 (68)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上《海船頭發》《海神擎日》《海井》,吳企明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22、123、125頁。

 (69)《諸蕃志註補》卷上《海上雜國》,第243、254頁。

 (70)《嶺外代答校註》卷3《木蘭皮國》《昆侖層期國》,第107、113頁。

 (71)岳珂:《程史》卷11《番禺海獠》,第125—126頁。

 (73)黃純艷:《宋代海外貿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81—84頁。

 (74)王元林:《國家祭祀與海上絲路遺跡——廣州南海神廟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183—196頁。

 (75)《萍洲可談》卷2,第150頁。

 (76)《新校參天台五台山記》,第2、3、4、6頁。

 (77)《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34《海道一》、卷39《海道六》,第131、132、134、148頁。

 (78)《嶺外代答校註》卷3《航海外夷》,第126頁。

 (79)(81)(82)包恢:《敝帚稿略》卷1《禁銅錢申省狀》,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1990年。

(80)曾敏行:《獨醒雜志》卷10,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愛思想網站 2016-06-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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