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聽到這故事是在印度。在那裏，人們講起它來像是真有其事似的，盡何一個動物學家都認為這不可能會是真的。後來，我了解到，一次大戰前不久有家雜志也發表過這篇東西。但故事源出何處？作者又是誰？我至今也未能查出個究竟。

故事發生在印度。有位殖民官員和夫人在家裏“舉行盛大晚宴。筵席設在寬敞的飯廳裏，室內是大理石地板，沒有鋪地毯；有明椽和通向走廊的寬大的玻璃門。

賓主圍坐在一起。來賓中有陸軍軍官、政府官員及他們的夫人，另外還有一位來訪的美國動物學家。…

我第一次跑進魏格登先生的糖果店，大概總在4歲左右，現在時隔半世紀以上*還清楚地記得那間擺滿許多1分錢就買得到手的糖果的可愛鋪子，甚至連它的氣味好像都聞得到。魏格登先生每聽到前門的小鈴發出輕微的叮當聲，必定悄悄地出來，走到糖果櫃台的後面。他那時已經很老，滿頭銀白細發。

我在童年從未見過一大堆這樣富於吸引力的美味排列在自己的面前。要從其中選擇一種，實在傷腦筋。每一種糖，要先想象它是什麽味道，決定要不要買，然後才能考慮第二種。魏格登先生把挑好的糖裝入小白紙袋時，我心裏總有短短一陣的悔痛。也許另一種糖更好吃吧？或者更耐吃？魏格登先生總是把你揀好的糖果用杓子舀在紙袋裏，然後停一停。他雖然一聲不響，但每一個孩子都知道魏格登先生揚起眉毛是表示給你一個最後掉換的機會。只有你把錢放在櫃台上之後，他才會把紙袋口無可挽回地一扭，你的猶豫心情也就沒有了。…

不知是出於個人的愛好還是生計的必需，小個子提琴手魯道夫總是獨自駕小船在斯堪的納維亞漫遊，在那些小小的海港城市裏舉辦個人音樂會。如果能找到伴奏者，那當然好；沒有的時候他就演奏一些不需要伴奏的作品。偶爾他特別想要鋼琴給他伴奏，他就在腦子裏想象一架。這樣，即使沒有鋼琴在眼前，他也可以把為提琴和鋼琴譜寫的奏鳴曲一口氣拉下來。…

話說公元3世紀，某國的君王喬將他的兒子送到樸古大師門下，要求大師負責教授王子成為一名傑出的統治者，因為王子將要繼承王位。當王子剛抵達寺廟，大師就將他獨自送到大森林中，並要求他一年後回到寺廟時要描述出森林的聲音。…

這是個動人的故事，故事發生在台北。

杜小雙，是個不幸的少女。幼年，母親就去世了。不久前，病魔又奪去了她父親的生命。她成了孤兒。

父親的至友朱自耕收留了她，把她帶回家中。在這個溫暖的家庭中，她得到了親人般的愛撫和照料，生活得非常快樂。

朱自耕有個兒子叫朱詩堯，在電視公司工作。他暗暗地愛上了杜小雙，但他沒有勇氣向杜小雙表示。他為自己是個跛子而自卑。為了掩飾自己內心熾烈的愛，他外表上對杜小雙異常冷淡。他生活在痛苦的折磨之中。

杜小雙具有良好的音樂素養，鋼琴彈得很好。一天，她彈起她父親生前譜寫的一首歌：《在水一方》。這首歌頌男女愛情的歌曲優美動人，使朱詩堯陶醉了。…

一九七七年一月間，忽有人找我到學部辦公處去。有個辦事人員交給我一串鑰匙，叫我去看房子，還備有汽車，讓我女兒陪我同去，並對我說：“如有人問，你就說‘因為你住辦公室’。”

我和女兒同去看了房子。房子就是我現在住的三裏河南沙溝寓所。我們的年輕朋友得知消息，都為我們高興。“眾神齊著力”，幫我們搬入新居，那天正是二月四日立春節。

鐘書擅“格物致知”，但是他對新居“格”來“格”去也不能“致知”，技窮了。我們猜了幾個人，又覺得不可能。“住辦公室”已住了兩年半，是誰讓我們搬到這所高級宿舍來的呀？

何其芳也是從領導變成朋友的。他帶著夫人牟鳴同來看我們的新居。他最欣賞洗墩布的小間，也願有這麽一套房子。顯然，房子不是他給分的。…

鐘書帶了女兒到武昌探親之前，1957年的5月間，在北京上大學的外甥女來我家玩，說北大的學生都貼出大字報來了。我們晚上溜出去看大字報，真的滿墻都是。我們讀了很驚訝。三反之後，我們直以為人都變了。原來一點沒變，我們倆的思想原來很一般，比大字報上流露的還平和些。我們又驚又喜地一處處看大字報，心上大為舒暢。幾年來的不自在，這回得到了安慰。人還是人。

接下來就是領導號召鳴放了。鐘書曾到中南海親耳聽到毛主席的講話，覺得是真心誠意的號召鳴放，並未想到“引蛇出洞”。但多年後看到各種記載，聽到各種論說，方知是經過長期精心策劃的事，使我們對“政治”悚然畏懼。…

我們免得犯錯誤、惹是非，就離群索居。我們日常在家裏工作，每月匯報工作進程。我們常挪用工作時間偷偷出去玩，因為周末女兒回家，而假日公園的遊客多。頤和園後山的松堂，遊人稀少，我們經常去走一走後山。那裏的松樹千姿百態，我們和一棵棵松樹都認識了。

動物園也是我們喜愛的地方。一九三四年春，我在清華讀書，鐘書北來，我曾帶他同遊。園內最幽靜的一隅有幾間小屋，窗前有一棵松樹，一灣流水。鐘書很看中這幾間小屋，願得以為家。十余年後重來，這幾間房屋，連同松樹和那一灣流水，都不知去向了。…

解放後，中國面貌一新，成了新中國。不過我們夫婦始終是“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我們也一貫是安分守己、奉公守法的良民。

一九四九年夏，我們夫婦得到清華母校的聘請，於八月廿四日攜帶女兒，登上火車，廿六日到達清華，開始在新中國工作。

鐘書教什麽課我已忘記，主要是指導研究生。我是兼任教授，因為按清華舊規，夫妻不能在同校同當專任教授。兼任就是按鐘點計工資，工資很少。我自稱“散工”。後來清華廢了舊規，系主任請我當專任，我卻只願做“散工”。因為我未經改造，未能適應，借“散工”之名，可以逃會。婦女會開學習會，我不參加，因為我不是家庭婦女。教職員開學習會，我不參加，因為我沒有專職，只是“散工”。我曾應系裏的需要，增添一門到兩門課，其實已經夠專任的職責了，但是我為了逃避開會，堅持做“散工”，直到“三反運動”。…

一九四八年夏，鐘書的爺爺百歲冥壽，分散各地的一家人，都回無錫老家聚會。這時鐘書、圓圓都不生病了，我心情愉快，隨上海錢家人一起回到七尺場老家。

我結婚後只在那裏住過十天上下。這次再去，那間房子堆滿了爛東西，都走不進人了。我房間裏原先的家具：大床、鏡臺、書桌等，早給人全部賣掉了。我們夫婦和女兒在七尺場錢家只住了一夜，住在小叔叔新蓋的樓上。

這次家人相聚，我公公意外發現了他從未放在心上的“女孫健汝”，得意非凡。…

我們淪陷上海，最艱苦的日子在珍珠港事變之後，抗日勝利之前。鐘書除了在教會大學教課，又增添了兩名拜門學生（三家一姓周、一姓錢、一姓方）。但我們的生活還是愈來愈艱苦。只說柴和米，就大非易事。

日本人分配給市民吃的面粉是黑的，篩去雜質，還是麩皮居半；分配的米，只是粞，中間還雜有白的、黃的、黑的沙子。黑沙子還容易挑出來，黃白沙子，雜在粞裏，只好用鑷子挑揀。聽到沿街有賣米的，不論多貴，也得趕緊買。當時上海流行的歌：糞車是我們的報曉雞，多少的聲音都從它起，前門叫賣菜，後門叫賣米。

隨就接上一句叫賣聲：“大米要嗎？”（讀如：“杜米要口口伐？”）大米不嫌多。因為吃粞不能過活。…

一九四一年暑假，鐘書由陸路改乘輪船，輾轉回到上海。當時辣斐德路錢家的人口還在增加。一年前，我曾在辣斐德路弄堂裏租到一間房，住了一個月，退了。這回，卻哪裏也找不到房子，只好擠居錢家樓下客堂裏。我和圓圓在鐘書到達之前，已在辣斐德路住下等他。

鐘書面目黧黑，頭發也太長了，穿一件夏布長衫，式樣很土，布也很粗。他從船上為女兒帶回一只外國橘子。圓圓見過了爸爸，很好奇地站在一邊觀看。她接過橘子，就轉交媽媽，只註目看著這個陌生人。兩年不見，她好像已經不認識了。她看見爸爸帶回的行李放在媽媽床邊，很不放心，猜疑地監視著，晚飯後，圓圓對爸爸發話了。

“這是我的媽媽，你的媽媽在那邊。”她要趕爸爸走。

鐘書很窩囊地笑說：“我倒問問你，是我先認識你媽媽，還是你先認識？”…

這次鐘書到藍田去，圓圓並未發呆。假期中他們倆雖然每晚一起玩，“貓鼠共跳踉”，圓圓好像已經忘了渡船上漸去漸遠漸漸消失的爸爸。鐘書雖然一路上想念女兒，女兒好像還不懂得想念。

她已經會自己爬樓梯上四樓了。四樓上的三姨和我們很親，我們經常上樓看望她。表姐的女兒每天上四樓讀書。她比圓圓大兩歲，讀上下兩冊《看圖識字》。三姨屋裏有一只小桌子，兩只小椅子。兩個孩子在桌子兩對面坐著，一個讀，一個旁聽。那座樓梯很寬，也平坦。圓圓一會兒上樓到三姨婆家去旁聽小表姐讀書，一會兒下樓和外公做伴。…

我們出國乘英國郵船二等艙，夥食非常好。回國乘三等艙，夥食差多了。圓圓剛斷奶兩個月，船上二十多天，幾乎頓頓吃土豆泥。上船時圓圓算得一個肥碩的娃娃，下船時卻成了個瘦弱的孩子。我深恨自己當時疏忽，沒為她置備些奶制品，輔佐營養。我好不容易餵得她胖胖壯壯，到上海她不胖不壯了。

鐘書已有約回清華教書，我已把他的書本筆記和衣物單獨分開。船到香港，他就上岸直赴昆明西南聯大（清華當時屬西南聯大）。他只身遠去，我很不放心。圓圓眼看著爸爸坐上小渡船離開大船，漸去漸遠，就此不回來了，她直發呆。她還不會說話，我也無法和她解釋。船到上海，我由鐘書的弟弟和另一親戚接到錢家。我們到辣斐德路錢家，已是黃昏時分。我見到了公公（我稱爹爹）、婆婆（我稱唔娘）、叔父（我稱小叔叔）、嬸母（我稱四嬸嬸），以及妯娌、小叔子、小姑子等。…

我們的女兒已有名有號。祖父給她取名健汝，又因她生肖屬牛，他起一個卦，“牛麗於英”，所以號麗英。這個美麗的號，我們不能接受，而“錢健汝”叫來拗口，又叫不響。我們隨時即興，給她種種諢名，最順口的是圓圓，圓圓成了她的小名。

圓圓出生後的第一百天，隨父母由牛津乘火車到倫敦，換車到多佛港口，上渡船過海，到法國加來港登陸，入法國境，然後乘火車到巴黎，住入朋友為我們在巴黎近郊租下的公寓。

圓圓穿了長過半身的嬰兒服，已是個蠻漂亮的娃娃。一位倫敦上車的中年乘客把熟睡的圓圓細細端詳了一番，用雙關語恭維說，“aChinababy”（一個中國娃娃），也可解作“achinababy”（一個瓷娃娃），因為中國娃娃肌理紅膩，像瓷。我們很得意。…

我們第一次到倫敦時，鐘書的堂弟鐘韓帶我們參觀大英博物館和幾個有名的畫廊以及蠟人館等處。這個暑假他一人騎了一輛自行車旅遊德國和北歐，並到工廠實習。鐘書只有佩服的份兒。他絕沒有這等本領，也沒有這樣的興趣。他只會可憐巴巴地和我一起“探險”：從寓所到海德公園，又到托特納姆路的舊書店；從動物園到植物園；從闊綽的西頭到東頭的貧民窟；也會見一些同學。

巴黎的同學更多。不記得是在倫敦還是在巴黎，鐘書接到政府當局打來的電報，派他做一九三六年“世界青年大會”的代表，到瑞士日內瓦開會。代表共三人，鐘書和其他二人不熟。我們在巴黎時，不記得經何人介紹，一位住在巴黎的中國共產賞員王海經請我們吃中國館子。他請我當“世界青年大會”的共產黨代表。我很得意。我和鐘書同到瑞士去，有我自己的身份，不是跟去的。…

老金家的夥食開始還可以，漸漸地愈來愈糟。鐘書飲食習慣很保守，洋味兒的不大肯嘗試，幹酪怎麽也不吃。我食量小。他能吃的，我省下一半給他。我覺得他吃不飽。這樣下去，不能長久。而且兩人生活在一間屋裏很不方便。我從來不是啃分數的學生，可是我很愛惜時間，也和鐘書一樣好讀書。他來一位客人，我就得犧牲三兩個小時的閱讀，勉力做賢妻，還得聞煙臭，心裏暗暗叫苦。

我就出花樣，想租一套備有家具的房間，夥食自理，膳宿都能大大改善，我已經領過市面了。鐘書不以為然，勸我別多事。他說我又不會燒飯，老金家的飯至少是現成的。我們的房間還寬敞，將就著得過且過吧。我說，像老金家的茶飯我相信總能學會。…

三裏河寓所，曾是我的家，因為有我們仨。我們仨失散了，家就沒有了。剩下我一個人，又是老人，就好比日暮途窮的羈旅倦客；顧望徘徊，能不感嘆“人生如夢”“如夢幻泡影”？

但是，盡管這麽說，我卻覺得我這一生並不空虛；我活得很充實，也很有意思，因為有我們仨。也可說：我們仨都沒有虛度此生，因為是我們仨。

“我們仨”其實是最平凡不過的。誰家沒有夫妻子女呢？至少有夫妻二人，添上子女，就成了我們三個或四個五個不等。只不過各家各個樣兒罷了。…

這天很冷。我飯後又特地上樓去，戴上阿圓為我織的巴掌手套。下樓忽見阿圓靠櫃臺站著。她叫的一聲“娘”，比往常更溫軟親熱。她前兩天剛來過，不知為什麽又來了。她說：“娘，我請長假了，醫生說我舊病復發。”她動動自己的右手食指——她小時候得過指骨節結核，休養了將近一年。“這回在腰椎，我得住院。”她一點點挨近我，靠在我身上說：“我想去看爸爸，可是我腰痛得不能彎，不能走動，只可以站著。現在老偉（我的女婿）送我住院去。醫院在西山腳下，那裏空氣特好。醫生說，休養半年到一年，就會完全好，我特地來告訴一聲，叫爸爸放心。老偉在後門口等著我呢，他也想見見媽媽。”她又提醒我說：“媽媽，你不要走出後門。我們的車就在外面等著。”店家為我們拉開後門。我扶著她慢慢地走。門外我女婿和我說了幾句話，他叫我放心。我站在後門口看他護著圓圓的腰，上了一輛等在路邊的汽車。圓圓搖下汽車窗上的玻璃，脫掉手套，伸出一只小小的白手，只顧揮手。我目送她的車去遠了，退回客棧，後門隨即關上。我惘惘然一個人從前門走上驛道。…

那裏煙霧迷蒙，五百步外就看不清楚；空氣郁塞，叫人透不過氣似的。門外是東西向的一道長堤，沙土築成，相當寬，可容兩輛大車。堤岸南北兩側都砌著石板。客棧在路南，水道在路北。客棧的大門上，架著一個新刷的招牌，大書“客棧”二字。道旁兩側都是古老的楊柳。驛道南邊的堤下是城市背面的荒郊，雜樹叢生，野草滋蔓，爬山虎直爬到驛道旁邊的樹上。遠處也能看到一兩簇蒼松翠柏，可能是誰家的陵墓。驛道東頭好像是個樹林子。客棧都籠罩在樹林裏似的。我們走進臨水道的那一岸。堤很高，也很陡，河水靜止不流，不見一絲波紋。水面明凈，但是雲霧蒙蒙的天倒映在水裏，好像天地相向，快要合上了。也許這就是令人覺得透不過氣的原因。順著蜿蜒的水道向西看去，只覺得前途很遠很遠，只是迷迷茫茫，看不分明。水邊一順溜的青青草，引出綿綿遠道。

古老的柳樹根，把驛道拱壞了。驛道也隨著地勢時起時伏，石片砌的邊緣處，常見塌陷，所以路很難走。河裏也不見船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