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一月間，忽有人找我到學部辦公處去。有個辦事人員交給我一串鑰匙，叫我去看房子，還備有汽車，讓我女兒陪我同去，並對我說：“如有人問，你就說‘因為你住辦公室’。”

我和女兒同去看了房子。房子就是我現在住的三裏河南沙溝寓所。我們的年輕朋友得知消息，都為我們高興。“眾神齊著力”，幫我們搬入新居，那天正是二月四日立春節。

鐘書擅“格物致知”，但是他對新居“格”來“格”去也不能“致知”，技窮了。我們猜了幾個人，又覺得不可能。“住辦公室”已住了兩年半，是誰讓我們搬到這所高級宿舍來的呀？

何其芳也是從領導變成朋友的。他帶著夫人牟鳴同來看我們的新居。他最欣賞洗墩布的小間，也願有這麽一套房子。顯然，房子不是他給分的。

八月間，何其芳同誌去世。他的追悼會上，胡喬木、周揚、夏衍等領導同誌都出現了。“文化大革命”終於過去了。

阿瑗並不因地震而休假，她幫我們搬完家就回學校了。她婆家在東城西石槽，離我們稍遠。我們兩人住四間房，覺得很心虛，也有點寂寞。兩人收拾四個房間也費事。我們就把“阿姨”周奶奶接來同住。鐘書安閑地校訂他的《管錐編》，我也把《堂·吉訶德》的稿子重看一過，交給出版社。

十月間，胡喬木同誌忽然來訪，“請教”一個問題。他曾是英譯毛選委員會的上層領導，和鐘書雖是清華同學，同學沒多久，也不相識，胡也許只聽到錢鐘書狂傲之名。

鐘書翻譯毛選時，有一次指出原文有個錯誤。他堅持說：“孫猴兒從來未鉆入牛魔王腹中。”徐永火英同誌請示上級，胡喬木同誌調了全國不同版本的《西遊記》查看。鐘書沒有錯。孫猴兒是變作小蟲，給鐵扇公主吞入肚裏的；鐵扇公主也不能說是“龐然大物”。毛主席得把原文修改兩句。鐘書雖然沒有錯，他也夠“狂傲”的。喬木同誌有一次不點名地批評他“服裝守舊”，因鐘書還穿長袍。

我們住辦公室期間，喬木同誌曾寄過兩次治哮喘的藥方。鐘書承他關會，但無從道謝。這回，他忽然造訪，我們猜想房子該是他配給的吧？但是他一句也沒說到房子。

我們的新居共四間房，一間是我們夫婦的臥室，一間給阿瑗，一大間是我們的起居室或工作室，或稱書房，也充客廳，還有一間吃飯。周奶奶睡在吃飯間裏。周奶奶就是順姐，我家住學部時，她以親戚身分來我家幫忙，大家稱她周奶奶。她說，不愛睡吃飯間。她看中走廊，晚上把床鋪在走廊裏。

喬木同志偶來夜談，大門口卻堵著一只床。喬木同誌後來問我們：房子是否夠住。我說：“始願不及此。”這就是我們謝他的話了。

周奶奶坦直說：“個人要自由呢。”她嫌我們晚間到她屋去倒開水喝。我們把熱水瓶挪入臥室，房子就夠住了。

喬木同誌常來找鐘書談談說說，很開心。他開始還帶個警衛，後來把警衛留在樓下，一個人隨隨便便地來了。他談學術問題，談書，談掌故，什麽都談。鐘書是個有趣的人，喬木同誌也有他的趣。他時常帶了夫人谷羽同誌同來。到我們家來的喬木同誌，不是什麽領導，不帶任何官職，他只是清華的老同學。雖然同學時期沒有見識，經過一個“文化大革命”，他大概是想起了清華的老同學而要和他相識。他找到鐘書，好像老同學重又相逢。

有一位喬木同誌的相識對我們說：“胡喬木只把他最好的一面給你們看。”

我們讀書，總是從一本書的最高境界來欣賞和品評。我們使用繩子，總是從最薄弱的一段來斷定繩子的質量。坐冷板凳的書呆子，待人不妨像讀書般讀；政治家或企業家等也許得把人當做繩子使用。鐘書待喬木同誌是把他當書讀。

有一位喬木同誌的朋友說：“天下世界，最苦惱的人是胡喬木。因為他想問題總是從第一度想起，直想到一百八十度，往往走到自己的對立面去，自相矛盾，苦惱不堪。”喬木同誌想問題確會這樣認真負責。但是我覺得他到我家來，是放下了政治思想而休息一會兒。他是給自己放放假，所以非常愉快。他曾叫他女兒跟來照相。我這裏留著一張他癡笑的照片，不記得鐘書說了什麽話，他笑得那麽樂。

可是我們和他地位不同，身份不同。他可以不拿架子，我們卻知道自己的身份。他可以隨便來我們決不能隨便去，除非是接我們去。我們只能“來而不往”。我們受到庇護，心上感激。但是鐘書所能報答的，只不過為他修潤幾個文字而已。鐘書感到慚愧。

我譯完《堂·吉訶德》。外文所領導體諒我寫文章下筆即錯，所以讓“年輕人”代我寫序。可是出版社硬是要我本人寫序。稿子壓了一年也不發排。我並不懂生意經。稿子既然不付印，我就想討回稿子，以便隨時修改。據說這一來出版社要賠錢的。《堂·吉訶德》就沒有序文而出版了。後來喬木同誌責備我為什麽不用“文革”前某一篇文章為序，我就把舊文修改了作為序文。《堂·吉訶德》第二次印刷才有序文。

《管錐編》因有喬木同誌的支持，出版社立即用繁體字排印。鐘書高興說：“《管錐編》和《堂·吉訶德》是我們最後的書了。你給我寫三個字的題簽，我給你寫四個字的題簽，咱們交換。”

我說：“你太吃虧了，我的字見得人嗎？”

他說：“留個紀念，好玩兒。隨你怎麽寫，反正可以不掛上你的名字。”我們就訂立了一個不平等條約。

我們的阿瑗周末也可以回到父母身邊來住住了。以前我們住的辦公室只能容他們小兩口來坐坐。

一九七八年她考取了留學英國的獎學金。她原是俄語系教師。俄語教師改習英語的時候，她就轉入英語系。她對我說：“媽媽，我考不取。人家都準備一學期了，我是因為有人臨時放棄名額，才補上了我，附帶條件是不能耽誤教課。我沒一點兒準備，能考上嗎？”可是她考取了。我們當然為她高興。

可是她出國一年，我們想念得好苦。一年後又增加一年，我們一方面願意她能多留學一年，一方面得忍受離別的滋味。

這段時期，鐘書和我各隨代表團出國訪問過幾次。鐘書每和我分離，必詳盡地記下所見所聞和思念之情。阿瑗回家後，我曾出國而他和阿瑗同在家，他也詳盡地記下家中瑣碎還加上阿瑗的評語附識。這種瑣瑣碎碎的事，我們稱為“石子”，比作潮退潮落滯留海灘上的石子。我們偶然出門一天半天，或阿瑗出差十天八天，回家必帶回大把小把的“石子”，相聚時搬出來觀賞玩弄。平時家居瑣瑣碎碎，如今也都成了“石子”，我把我家的“石子”選了一些附在附錄三。

我們只願日常相守，不願再出國。阿瑗一九九O年又到英國訪問半年。她依戀父母，也不願再出國。她一次又一次在國內各地出差，在我都是牽心掛腸的離別。

一九八二年六月間，社科院人事上略有變動。文學所換了所長，鐘書被聘為文學所顧問，他力辭得免。那天晚上，他特別高興說：“無官一身輕，顧問雖小，也是個官。”

第二天早上，社科院召他去開會，有車來接。他沒頭沒腦地去了，沒料到喬木同誌忽發奇想，要夏鼐、錢鐘書做社科院副院長、說是社科院學術氣氛不夠濃，要他們為社科院增添些兒學術氣氛。喬木同誌先已和夏鼐同誌談妥，對鐘書卻是突然襲擊。他說：“你們兩位看我老同學面上……”

夏鼐同誌已應允，鐘書著急說，他沒有時間。喬木同誌說：“一不要你坐班，二不要你畫圈，三不要你開會。”鐘書說：“我昨晚剛辭了文學所的顧問，人家會笑我‘辭小就大’。”喬木同誌說：“我擔保給你辟謠。”鐘書沒什麽說的，只好看老同學面上不再推辭。回家苦著臉對我訴說，我也只好笑他“這番捉將官裏去也”。

我有個很奇怪的迷信，認為這是老天爺對誣陷鐘書的某人開個玩笑。這個職位是他想往的，卻叫一個絕不想做副院長的人當上了。世上常有這等奇事。

鐘書對出國訪問之類，一概推辭了。社科院曾有兩次國際性的會議，一次是和美國學術代表團交流學術的會，一次是紀念魯迅的會。這兩個大會，他做了主持人。我發現鐘書辦事很能幹。他召開半小時的小會，就解決不少問題。他主持兩個大會，說話得體，也說得漂亮。

一年之後，他就向喬木同誌提出辭職，說是“屍位素餐，於心不安”。喬木同誌對我點著鐘書說：“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辭職未獲批準。反正鐘書也只掛個空名，照舊領研究員的工資。他沒有辦公室，不用秘書，有車也不坐，除非到醫院看病。

三裏河寓所不但寬適，環境也優美，阿瑗因這裏和學校近，她的大量參考書都在我們這邊，所以她也常住我們身邊，只周末回婆婆家去。而女婿的工作單位就在我們附近，可常來，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