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書帶了女兒到武昌探親之前，1957年的5月間，在北京上大學的外甥女來我家玩，說北大的學生都貼出大字報來了。我們晚上溜出去看大字報，真的滿墻都是。我們讀了很驚訝。三反之後，我們直以為人都變了。原來一點沒變，我們倆的思想原來很一般，比大字報上流露的還平和些。我們又驚又喜地一處處看大字報，心上大為舒暢。幾年來的不自在，這回得到了安慰。人還是人。

接下來就是領導號召鳴放了。鐘書曾到中南海親耳聽到毛主席的講話，覺得是真心誠意的號召鳴放，並未想到“引蛇出洞”。但多年後看到各種記載，聽到各種論說，方知是經過長期精心策劃的事，使我們對“政治”悚然畏懼。

所內立即號召鳴放。我們認為號召的事，就是政治運動。我們對政治運動一貫地不理解。三反之後曾批判過俞平伯論《紅樓夢》的“色空思想”。接下來是肅反，又是反胡風。一個個運動的次序我已記不大清楚。只記得俞平伯受批判之後，提升為一級研究員，鐘書也一起提升為一級。接下來是高級知識分子受優待，出行有高級車，醫療有高級醫院；接下來就是大鳴大放。

風和日暖，鳥鳴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經號召，我們就警惕了。我們自從看了大字報，已經放心滿意。上面只管號召“鳴放”，四面八方不斷地引誘催促。我們覺得政治運動總愛走向極端。我對鐘書說：“請吃飯，能不吃就不吃；情不可卻，就只管吃飯不開口說話。”鐘書說：“難得有一次運動不用同聲附和。”我們兩個不鳴也不放，說的話都正確。例如有人問，你工作覺得不自由嗎？我說：“不覺得。”我說的是真話。我們淪陷上海期間，不論什麽工作，只要是正當的，我都做，哪有選擇的自由？有友好的記者要我鳴放。我老實說：“對不起，我不愛‘起哄’。”他們承認我向來不愛“起哄”，也就不相強。

鐘書這年初冒寒去武昌看望病父時，已感到將有風暴來臨。果然，不久就發動了反右運動，大批知識分子打成右派。

運動開始，領導說，這是“人民內部矛盾”。內部矛盾終歸難免的，不足為奇。但運動結束，我們方知右派問題的嚴重。我們始終保持正確，運動總結時，很正確也很誠實地說“對右派言論有共鳴”，但我們並沒有一言半語的右派言論，也就逃過了厄運。

鐘書只愁爹爹亂發議論。我不知我的公公是“準右派”還是“漏網右派”，反正運動結束，他已不在了。

政治運動雖然層出不窮，鐘書和我從未間斷工作。他總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讀書；我“以勤補拙”，盡量讀我工作範圍以內的書。我按照計劃完成《吉爾-布拉斯》的翻譯，就寫一篇五萬字的學術論文。記不起是1956年或1957年，我接受了三套叢書編委會交給我重譯《堂-吉訶德》的任務。

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學術論文在刊物上發表，並未引起註意。鐘書1956年底完成的《宋詩選註》，1958年出版。反右之後又來了個“雙反”，隨後我們所內掀起了“拔白旗”運動。鐘書的《宋詩選註》和我的論文都是白旗。鄭振鐸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難，就不再“拔”了。鐘書於1958年參加翻譯毛選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詩選註》批判，都由我代領轉達。後來因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環樹等對這本書的推崇，也不拔了。只苦了我這面不成模樣的小“白旗”，給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決心，再也不寫文章，從此遁入翻譯。鐘書笑我“借屍還魂”，我不過想借此“遁身”而已。

許多人認為《宋詩選註》的選目欠佳。鐘書承認自己對選目並不稱心：要選的未能選入，不必選的都選上了。其實，在選本裏，自己偏愛的詩不免割愛；鐘書認為不必選的，能選出來也不容易。有幾首小詩，或反映民間疾苦，或寫人民淪陷敵區的悲哀，自有價值，若未經選出，就埋沒了。鐘書選詩按照自己的標準，選目由他自定，例如他不選文天祥的《正氣歌》，是很大膽的不選。

選宋詩，沒有現成的《全宋詩》供選擇。鐘書是讀遍宋詩，獨自一人選的。他沒有一個助手，我只是“賢內助”，陪他買書，替他剪貼，聽他和我商榷而已。那麽大量的宋詩，他全部讀遍，連可選的幾位小詩人也選出來了。他這兩年裏工作量之大，不知有幾人曾理會到。

《宋詩選註》雖然受到批判，還是出版了。他的成績並未抹殺。我的研究論文並無價值，不過大量的書，我名正言順地讀了。我淪陷上海當竈下婢的時候，能這樣大模大樣地讀書嗎？我們在舊社會的感受是賣掉了生命求生存。因為時間就是生命。在新中國，知識分子的生活都由國家包了，我們分配得合適的工作，只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只是我們不會為人民服務，因為我們不合格。然後國家又賠了錢重新教育我們。我們領了高工資受教育，分明是國家虧了。

我曾和同事隨社科院領導到昌黎“走馬看花”，到徐水看畝產萬斤稻米的田。我們參與全國煉鋼，全國大躍進，知識分子下鄉下廠改造自己。我家三口人，分散三處。我於1958年11月下放農村，12月底回京。我曾寫過一篇《第一次下鄉》，記我的“下放”。鐘書當時還在城裏定稿，他12月初下放昌黎，到下一年的一月底（即陰歷年底）回京。阿瑗下放工廠煉鋼。

錢瑗到了工廠，跟上一個八級工的師傅。師傅因她在學校屬美工組，能畫，就要她畫圖。美工組畫宣傳畫，和鋼廠的圖遠不是一回事。阿瑗趕緊到書店去買了書，精心學習。師傅非常欣賞這個好徒弟，帶她一處處參觀。師傅常有創見，就要阿瑗按他的創見畫圖。阿瑗能畫出精確的圖。能按圖做出模型，灌註鐵水。她留廠很久，對師傅非常佩服，常把師傅家的事講給我們聽。師傅臨別送她一個飯碗口那麽大的毛主席像章留念。我所見的像章中數這枚最大。

鐘書下放昌黎比我和阿瑗可憐。我曾到昌黎“走馬看花”，我們一夥是受招待的，而昌黎是富庶之區。鐘書下放時，“三年饑荒”已經開始。他的工作是搗糞，吃的是黴白薯粉摻玉米面的窩窩頭。他陰歷年底回北京時，居然很會顧家，帶回很多北京已買不到的肥皂和大量當地出產的蜜餞果脯。我至今還記得我一人到火車站去接他時的緊張，生怕接不到，生怕他到了北京還需回去。

我們夫妻分離了三個月，又團聚了。一九五九年文學所遷入城內舊海軍大院。這年五月，我家遷居東四頭條一號文研所宿舍。房子比以前更小，只一間寬大的辦公室，分隔為五小間。一家三口加一個阿姨居然都住下，還有一間做客廳，一間堆放箱籠什物。

搬進了城，到“定稿組”工作方便了，逛市場、吃館子也方便了。鐘書是愛吃的。“三年饑荒”開始，政治運動隨著安靜下來。但我們有一件大心事，阿瑗快畢業了，她出身不好。她自己是“白專”，又加父母雙“白”，她只是個盡本分的學生，她將分配到哪裏去工作呀？她填的誌願是“支邊”。如果是北方的“邊”，我還得為她做一件“皮大哈”呢。

自從她進了大學，校內活動多，不像在中學時期每個周末回家。煉鋼之前，她所屬的美工組往往忙得沒工夫睡覺。一次她午後忽然回家，說：“老師讓我回家睡一覺，媽媽，我睡到四點半叫醒我。”於是倒頭就睡。到了四點半，我不忍叫醒她也不得不叫醒她，也不敢多問，怕耽擱時間。我那間豆腐幹般大的臥房裏有阿瑗的床。可是，她不常回家。我們覺得阿瑗自從上了大學，和家裏生疏了；畢業後工作如分配在遠地，我們的女兒就流失到不知什麽地方去了。

但是事情往往意想不到。學校分配阿瑗留校當助教。我們得知消息，說不盡的稱心滿意。因為那個年代，畢業生得服從分配。而分配的工作是終身的。我們的女兒可以永遠在父母身邊了。

我家那時的阿姨不擅做菜。鐘書和我常帶了女兒出去吃館子，在城裏一處處吃。鐘書早年寫的《吃飯》一文中說：“吃講究的飯，事實上只是吃菜。”他沒說吃菜主要在點菜。上隨便什麽館子，他總能點到好菜。他能選擇。選擇是一項特殊的本領，一眼看到全部，又從中選出最好的，他和女兒在這方面都擅長：到書店能買到好書，學術會上能評選出好文章，到綢布莊能選出好衣料。我呢，就仿佛是一個昏君。我點的菜終歸是不中吃的。

吃館子不僅僅吃飯吃菜，還有一項別人所想不到的娛樂。鐘書是近視眼，但耳朵特聰。阿瑗耳聰目明。在等待上菜的時候，我們在觀察其他桌上的吃客。我聽到的只是他們的一言半語，也不經心。鐘書和阿瑗都能聽到全文。我就能從他們連續的評論裏，邊聽邊看眼前的戲或故事。

“那邊兩個人是夫妻，在吵架……”

“跑來的這男人是夫妻吵架的題目———他不就是兩人都說了好多遍名字的人嗎？……看他們的臉……”

“這一桌是請親戚”———誰是主人，誰是主客，誰和誰是什麽關系，誰又專愛說廢話，他們都頭頭是道。

我們的菜一一上來，我們一面吃，一面看。吃完飯算賬的時候，有的“戲”已經下場，有的還演得正熱鬧，還有新上場的。

我們吃館子是連著看戲的。我們三人在一起，總有無窮的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