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後，中國面貌一新，成了新中國。不過我們夫婦始終是“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我們也一貫是安分守己、奉公守法的良民。

一九四九年夏，我們夫婦得到清華母校的聘請，於八月廿四日攜帶女兒，登上火車，廿六日到達清華，開始在新中國工作。

鐘書教什麽課我已忘記，主要是指導研究生。我是兼任教授，因為按清華舊規，夫妻不能在同校同當專任教授。兼任就是按鐘點計工資，工資很少。我自稱“散工”。後來清華廢了舊規，系主任請我當專任，我卻只願做“散工”。因為我未經改造，未能適應，借“散工”之名，可以逃會。婦女會開學習會，我不參加，因為我不是家庭婦女。教職員開學習會，我不參加，因為我沒有專職，只是“散工”。我曾應系裏的需要，增添一門到兩門課，其實已經夠專任的職責了，但是我為了逃避開會，堅持做“散工”，直到“三反運動”。

圓圓已有學名錢瑗。她在爺爺發現“讀書種子”之前，只是個無足輕重的女孩子。我們“造反”，不要她排行取名，只把她的小名化為學名。她離上海時，十二周歲，剛上完初中一年級。她跟父母上火車，一手抱個洋娃娃，一手提個小小的手提袋，裏面都是她自己裁剪縫制的洋娃娃衣服。洋娃娃肚子裏有幾兩黃金，她小心抱著，她看似小孩子，已很懂事。

到清華後，她打算在清華附中上學，可是學校一定要她從一年級讀起。我看到初中學生開會多，午後總開會。阿瑗好不容易剛養好病，午後的休息還很重要，我因此就讓她休學，功課由我自己教。阿瑗就幫爸爸做些零星事，如登記學生分數之類。她常會發現些爸爸沒看到的細事。例如某某男女學生是朋友，因為兩人的課卷都用與眾不同的紫墨水。那兩人果然是一對朋友，後來結婚了。她很認真地做爸爸的助手。

鐘書到清華工作一年後，調任毛選翻譯委員會的工作，住在城裏，周末回校，仍兼管研究生。毛選翻譯委員會的領導是徐永煥同誌，介紹鐘書做這份工作的是清華同學喬冠華同誌。事定之日，晚飯後，有一位舊友特雇黃包車從城裏趕來祝賀。客去後，鐘書惶恐地對我說：“他以為我要做‘南書房行走’了。這件事不是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無功無過”，他自以為做到了。饒是如此，也沒有逃過背後紮來的一刀子。若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檔案裏的材料上了大字報，他還不知自己何罪。有關這件莫須有的公案，我在《丙午丁未紀事》及《幹校六記》裏都提到了。我們愛玩福爾摩斯。兩人一起偵探，探出並證實誣陷者是某某人。鐘書與世無爭，還不免遭人忌恨，我很憂慮。鐘書安慰我說：“不要愁，他也未必能隨心。”鐘書的話沒錯。這句話，為我增添了幾分智慧。

其實，“忌”他很沒有必要。鐘書在工作中總很馴良地聽從領導；同事間他能合作，不冒尖，不爭先，肯幫忙，也很有用。他在徐永煥同誌領導下工作多年，從信賴的部下成為要好的朋友。他在何其芳、余冠英同誌領導下選註唐詩，共事的年輕同誌都健在呢，他們準會同意我的話。鐘書只求做好了本職工作，能偷工夫讀他的書。他工作效率高，能偷下很多時間，這是他最珍惜的。我覺得媒孽都倒是無意中幫了他的大忙，免得他榮任什麽體統差事，而讓他默默“耕耘自己的園地”。

鐘書住進城去，不囑咐我照管阿瑗，卻囑咐阿瑗好好照管媽媽，阿瑗很負責地答應了。

我們的老李媽年老多病，一次她生病回家了。那天下大雪。傍晚阿瑗對我說：“媽媽，該撮煤了。煤球裏的貓屎我都摳幹凈了。”她知道我決不會讓她撮煤。所以她背著我一人在雪地裏先把白雪覆蓋下的貓屎摳除幹凈，她知道媽媽怕摸貓屎。可是她的嫩指頭不該著冷，鐘書還是應該囑咐我照看阿瑗啊。

有一晚她有幾分低燒，我逼她早睡，她不敢違拗。可是她說：“媽媽，你還要到溫德家去聽音樂呢。”溫德先生常請學生聽音樂，他總為我留著最好的座位，挑選出我喜愛的唱片，阿瑗照例陪我同去。

我說：“我自己會去。”

她遲疑了一下說：“媽媽，你不害怕嗎？”她知道我害怕，卻不說破。

我擺出大人架子說：“不怕，我一個人會去。”她乖乖地上床躺下。可是她沒睡。

我一人出門，走到接連一片荒地的小橋附近，害怕得怎麽也不敢過去。我退回又向前，兩次、三次，前面可怕得過不去，我只好退回家。阿瑗還醒著。我只說“不去了”。她沒說什麽。她很乖。

說也可笑，阿瑗那麽個小不點兒，我有她陪著，就像鐘書陪著我一樣，走過小橋，一點也不覺得害怕。鐘書囑咐女兒照看媽媽，還是有他的道理。

阿瑗不上學，就脫離了同學。但是她並不孤單，一個人在清華園裏悠遊自在，非常快樂。她在病床上寫的《我們仨》裏，有記述她這種生活的章節，這裏我不重復了。

我買了初中二、三年級的課本，教她數學（主要是代數，也附帶幾何、三角）、化學、物理、英文文法等。鐘書每周末為她改中、英文作文。代數愈做愈繁，我想愈懶，我對阿瑗說：“媽媽跟不上了，你自己做下去，能嗎？”她很聽話，就無師自通。過一天我問她能自己學嗎，她說能。過幾天我不放心，叫她如有困難趁早說，否則我真會跟不上。她很有把握地說，她自己會。我就加買一套課本，讓她參考。

瑗瑗於一九五一年秋考取貝滿女中（當時稱女十二中）高中一年級，代數得了滿分。她就進城住校。她在學校裏交了許多朋友，周末都到我們家來玩。我們夫婦只有一個寶貝女兒，女兒的朋友也成了我們的小友。後來阿瑗得了不治之癥住進醫院，她的中學朋友從遠近各地相約同到醫院看望。我想不到十幾歲小姑娘間的友情，能保留得這麽久遠！她們至今還是我的朋友。

阿瑗住校，家裏剩下我一人，只在周末家人團聚。這年冬，三反運動開始。有人提出楊先生怎不參加系裏的會。我說是怕不夠資格。此後我有會必到，認認真真地參加了三反或“脫褲子、割尾巴”或“洗澡”運動。

鐘書在城裏也參加了運動，也洗了個澡。但毛選翻譯委員會只是個極小的單位。第一年原有一班人，一年後只留下鐘書和助手七八人。運動需人多勢眾，才有威力；寥寥幾人，不成氣候。清華大學的運動是聲勢浩大的。學生要錢先生回校洗中盆澡。我就進城代他請了兩星期假，讓他回校好好學習一番現“洗澡”。

鐘書就像阿瑗一樣乖，他回校和我一起參加各式的會，認真學習。他洗了一個中盆澡，我洗了一個小盆澡，都一次通過。接下是“忠誠老實運動”，我代他一並交待了一切該交待的問題。我很忠誠老實，不管成不成問題，能記起的趁早都一一交待清楚。於是，有一天鐘書、我和同校老師們排著隊，由一位黨的代表，和我們一一握手說：“黨信任你。”我們都洗幹凈了。

經過一九五二年的“院系調整”，兩人都調任文學研究所外文組的研究員。文學研究所編制暫屬新北大，工作由中央宣傳部直接領導。文研所於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正式成立。

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後限期搬家。這年的十月十六日，我家就從清華大學搬入新北大的中關園。搬家的時候，鐘書和阿瑗都在城裏。我一個人搬了一個家。東西都搬了，沒顧及我們的寶貝貓兒。鐘書和阿瑗周末陪我同回舊居，捉了貓兒，裝在一只又大又深的布袋裏。我背著，他們兩個一路撫慰著貓兒。我只覺貓兒在袋裏瑟瑟地抖。到了新居，它還是逃跑了。我們都很傷心。

毛選翻譯委員會的工作於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鐘書回所工作。

鄭振鐸先生是文研所的正所長，兼古典文學組組長。鄭先生知道外文組已經人滿，鐘書擠不進了。他對我說：“默存回來，借調我們古典組，選註宋詩。”

鐘書很委屈。他對於中國古典文學，不是科班出身。他在大學裏學的是外國文學，教的是外國文學。他由清華大學調入文研所，也屬外文組。放棄外國文學研究而選註宋詩，他並不願意。不過他了解鄭先生的用意，也贊許他的明智。鐘書肯委屈，能忍耐，他就借調在古典文學組裏，從此沒能回外文組。

“三反”是舊知識分子第一次受到的改造運動，對我們是“觸及靈魂的”。我們閉塞頑固，以為“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人不能改造。可是我們驚愕地發現，“發動起來的群眾”，就像通了電的機器人，都隨著按鈕統一行動，都不是個人了。人都變了。就連“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也有不同程度的變：有的是變不透，有的要變又變不過來，也許還有一部分是偷偷兒不變。

我有一個明顯的變，我從此不怕鬼了。不過我的變，一點不合規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