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淪陷上海，最艱苦的日子在珍珠港事變之後，抗日勝利之前。鐘書除了在教會大學教課，又增添了兩名拜門學生（三家一姓周、一姓錢、一姓方）。但我們的生活還是愈來愈艱苦。只說柴和米，就大非易事。

日本人分配給市民吃的面粉是黑的，篩去雜質，還是麩皮居半；分配的米，只是粞，中間還雜有白的、黃的、黑的沙子。黑沙子還容易挑出來，黃白沙子，雜在粞裏，只好用鑷子挑揀。聽到沿街有賣米的，不論多貴，也得趕緊買。當時上海流行的歌：糞車是我們的報曉雞，多少的聲音都從它起，前門叫賣菜，後門叫賣米。

隨就接上一句叫賣聲：“大米要嗎？”（讀如：“杜米要口口伐？”）大米不嫌多。因為吃粞不能過活。

但大米不能生吃，而煤廠總推沒貨。好容易有煤球了，要求送三百斤，只肯送二百斤。我們的竹篾子煤筐裏也只能盛二百斤。有時煤球裏摻和的泥太多，燒不著；有時煤球裏摻和的煤灰多，太松，一著就過。如有賣木柴的，賣鋼炭的，都不能錯過。有一次煤廠送了三百斤煤末子，我視為至寶。煤末子是純煤，比煤球占地少，摻上煤灰，可以自制相當四五百斤煤球的煤餅子，煤爐得搪得腰身細細的，省煤。燒木柴得自制“行竈”，還得把粗大的木柴劈細，敲斷。燒炭另有炭爐。煤油和煤油爐也是必備的東西。各種燃料對付著使用。我在小學代課，我寫劇本，都是為了柴和米。

鐘書的二弟、三弟已先後離開上海，鐘書留在上海沒個可以維持生活的職業，還得依仗幾個拜門學生的束脩，他顯然最沒出息。

有一個夏天，有人送來一擔西瓜，我們認為決不是送我們的，讓堂弟們都搬上三樓。一會兒鐘書的學生打來電話，問西瓜送到沒有。堂弟們忙又把西瓜搬下來。圓圓大為驚奇。這麽大的瓜！又這麽多！從前家裏買西瓜，每買必兩擔三擔。這種日子，圓圓沒有見過。她看爸爸把西瓜分送了樓上，自己還留下許多，佩服得不得了。晚上她一本正經對爸爸說：“爸爸這許多西瓜，都是你的！———我呢，是你的女兒。”顯然她是覺得“與有榮焉”！她的自豪逗得我們大笑。可憐的鐘書，居然還有女兒為他自豪。

圓圓的腸胃可以吃西瓜，還有許多別的東西我也讓她吃了。鐘書愛逗她，惹她，欺她，每次有吃的東西，總說：“Baby，noeat．”她漸漸聽懂了，總留心看媽媽的臉色。一次爸爸說了“Baby，noeat．”，她看著媽媽的臉，迸出了她自造的第一句英語：“Baby，yeseat！”她那時約六歲。

勝利前，謠傳美軍將對上海“地毯式”轟炸，逃難避居上海的人紛紛逃離上海。我父親於一九四四年早春，帶了我大姐以及三姐和姐夫全家老少回蘇州廟堂巷老家。

這年暑假，我七妹妹和妹夫攜帶兩個兒子到蘇州老家過暑假。我事忙不能脫身，讓圓圓跟他們一家同到外公家去。那時圓圓七周歲，在外公家和兩個表姐、四個表弟結伴。我老家的後園已經荒蕪，一群孩子在荒園裏“踢天弄井”，只圓圓斯文。別人爬樹，她不敢，站在樹下看著。我小時特別淘氣，爬樹、上屋都很大膽；圓圓生性安靜，手腳不麻利，很像鐘書自稱的“拙手笨腳”。

蘇州老家的電線年久失修，電廠已不供電，晚上只好用洋油燈。一群孩子到天黑了都怕鬼，不敢在黑地裏行動。圓圓卻不知懼怕，表姐表弟都需她保鏢。她這點也頗有父風。我是最怕鬼的，鐘書從小不懂得怕鬼。他和鐘韓早年住無錫留芳聲巷，那所房子有兇宅之稱。鐘韓怕鬼，鐘書嚇他“鬼來了！”鐘韓嚇得大叫“啊！！！！”又叫又逃，鐘書大樂。他講給我聽還洋洋得意。

有一次，我三姐和七妹帶一群孩子到觀前街玄妙觀去玩。忽然圓圓不見了。三姐急得把他們一群人“兵分三路”，分頭尋找。居然在玄妙觀大殿內找到了她，她正跟著一個道士往大殿裏走。道士並沒有招她，是她盯著道士“格物致知”呢。她看見道士頭發綰在頭頂上，以為是個老太婆；可是老太婆又滿面髭須，這不就比“精赤人人”更奇怪了嗎？她就呆呆地和家人失散了。

姐姐妹妹都怪我老把圓圓抱著攙著，護得孩子失去了機靈。這點我完全承認。我和圓圓走在路上，一定攙著手；上了電車，總讓她坐在我身上。圓圓已三四歲了，總說沒坐過電車，我以為她不懂事。一次我抱她上了電車，坐下了，我說：“這不是電車嗎？”她坐在我身上，勾著我脖子在我耳邊悄悄地央求：“屁股坐。”她要自己貼身坐在車座上，那樣才是坐電車。我這才明白她為什麽從沒坐過電車。

圓圓在蘇州的一樁樁表現，都帶三分呆氣，都不像我而像鐘書。

圓圓這次離開蘇州回到上海，就沒有再見外公。我爸爸於一九四五年三月底在蘇州去世，抗日戰爭尚未結束。

這時期，鐘書經常來往的朋友，同輩有陳麟瑞（石華父）、陳西禾、李健吾、柯靈、傅雷、親如兄長的徐燕謀、詩友冒效魯等。老一輩賞識他的有徐森玉（鴻寶）、李拔可（宣龔）、鄭振鐸、李玄伯等，比他年輕的朋友有鄭朝宗、王辛迪、宋悌芬、許國璋等。李拔可、鄭振鐸、傅雷、宋悌芬、王辛迪幾位，經常在家裏宴請朋友相聚。那時候，和朋友相聚吃飯不僅是賞心樂事，也是口體的享受。

貧與病總是相連的。鐘書在這段時期，每年生一場病。圓圓上學一個月，就休學幾個月，小學共六年，她從未上足一個學期的課。勝利之後，一九四七年冬，她右手食指骨節腫大，查出是骨結核。當時還沒有對癥的藥。這種病，中醫稱“流住”或“穿骨流住”，據醫書載：“發在骨節或骨空處，難痊。”大夫和我談病情，圓圓都聽懂了，回家掛著一滴小眼淚說：“我要害死你們了。”我忙安慰她說：“你挑了好時候，現在不怕生病了。你只要好好地休息補養，就會好的。”大夫固定了指頭的幾個骨節，叫孩子在床上休息，不下床，服維生素A、D，吃補養的食品。十個月後，病完全好了。大夫對我說，這是運氣。孩子得了這種病，往往轉到腳部，又轉到頭部，孩子就夭折了。圓圓病愈，胖大了一圈。我睡裏夢裏都壓在心上的一塊大石頭，終於落地。可是我自己也病了，天天發低燒，每月體重減一磅，查不出病因。鐘書很焦慮。一九四九年我們接受清華聘約時，他說：“換換空氣吧，也許換了地方，你的病就好了。”果然，我到清華一年之後，低燒就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