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夏，鐘書的爺爺百歲冥壽，分散各地的一家人，都回無錫老家聚會。這時鐘書、圓圓都不生病了，我心情愉快，隨上海錢家人一起回到七尺場老家。

我結婚後只在那裏住過十天上下。這次再去，那間房子堆滿了爛東西，都走不進人了。我房間裏原先的家具：大床、鏡臺、書桌等，早給人全部賣掉了。我們夫婦和女兒在七尺場錢家只住了一夜，住在小叔叔新蓋的樓上。

這次家人相聚，我公公意外發現了他從未放在心上的“女孫健汝”，得意非凡。

他偶在一間廂房裏的床上睡著了（他睡覺向來不分日夜）。醒來看見一個女孩子在他腳頭，為他掖掖夾被，蓋上腳，然後坐著看書。滿地都是書。院子裏一群孩子都在吵吵鬧鬧地玩。這女孩子卻在靜靜地看書。我公公就問她是誰。圓圓自報了名字。她在錢家是健汝，但我們仍叫她阿圓，我不知她是怎樣報名的。她那時候十一周歲，已讀過《西遊記》《水滸》等小說，正在爸爸的引誘、媽媽的教導下讀文言的林譯小說。她和鐘書有同樣的習性，到哪裏，就找書看。她找到一小櫃《少年》。這種雜誌她讀來已嫌不夠味兒，所以一本本都翻遍了，滿地是書。

我公公考問了她讀的《少年》，又考考她別方面的學問，大為驚奇，好像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認定她是“吾家讀書種子也”！從此健汝躍居心上第一位。他曾對鐘書的二弟、三弟說：他們的這個那個兒子，資質屬某等某等，“吾家讀書種子，惟健汝一人耳”。爹爹說話，從不理會對方是否悅耳。這是他說話、寫信、作文的一貫作風。

自從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鐘書辭去了震旦女子文理學院的幾個小時課，任中央圖書館英文總纂，編《書林季刊》，後又兼任暨南大學教授，又兼英國文化委員會顧問。《圍城》出版後，朋友中又增添了《圍城》愛好者。我們的交遊面擴大了，社交活動也很頻繁。

我們淪陷上海期間，飽經憂患，也見到世態炎涼。我們夫婦常把日常的感受，當做美酒般淺斟低酌，細細品嘗。這種滋味值得品嘗，因為憂患孕育智慧。鐘書曾說：“一個人二十不狂沒誌氣，三十猶狂是無識妄人。”他是引用桐城先輩語：“子弟二十不狂沒出息，三十猶狂沒出息”；也是“夫子自道”。

勝利後我們接觸到各式各等的人。每次宴會歸來，我們總有許多研究，種種探索，我們把所見所聞，剖析琢磨，“讀通”許多人，許多事，長了不少學問。

朱家驊曾是中央庚款留英公費考試的考官，很賞識錢鐘書，常邀請鐘書到他家便飯——沒有外客的便飯。一次朱家驊許他一個聯合國教科文的什麽職位，鐘書立即辭謝了。我問鐘書：“聯合國的職位為什麽不要？”他說：“那是胡蘿蔔！”當時我不懂“胡蘿蔔”與“大棒”相連。壓根兒不吃“胡蘿蔔”，就不受大棒驅使。

鐘書每月要到南京匯報工作，早車去，晚上老晚回家。一次他老早就回來了，我喜出望外。他說：“今天晚宴，要和‘極峰’（蔣介石）握手，我趁早溜回來了。”

勝利的歡欣很短暫，接下是普遍的失望，接下是謠言滿天飛，人心惶惶。

鐘書的第一個拜門弟子常請老師為他買書。不論什麽書，全由老師選擇。其實，這是無限止地供老師肆意買書。書上都有鐘書寫的“借癡齋藏書”並蓋有“借癡齋”圖章；因為學生並不讀，專供老師借閱的，不是“借癡”嗎！鐘書蟄居上海期間，買書是他的莫大享受。新書、舊書他買了不少。“文化大革命”中書籍流散，曾有人買到“借癡齋”的書，寄還給鐘書，也許上海舊書攤上，還會發現“借癡齋藏書”。藏書中，也包括寫蘇聯鐵幕後面的書。我們的閱讀面很廣。所以“人心惶惶”時，我們並不惶惶然。

鄭振鐸先生、吳晗同誌，都曾勸我們安心等待解放，共產黨是重視知識分子的。但我們也明白，對國家有用的是科學家，我們卻是沒用的知識分子。

我們如要逃跑，不是無路可走。可是一個人在緊要關頭，決定他何去何從的，也許總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們從來不唱愛國調。非但不唱，還不愛聽。但我們不願逃跑，只是不願去父母之邦，撇不開自家人。我國是國恥重重的弱國，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們不願意。我們是文化人，愛祖國的文化，愛祖國的文學，愛祖國的語言。一句話，我們是倔強的中國老百姓，不願做外國人。我們並不敢為自己樂觀，可是我們安靜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