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口風不夠緊，話太多，表現欲太強。”

這是一個被跟蹤的女人對一個跟蹤她的私人偵探說的話，偵探叫馬洛，久聞大名了；女人的生活複雜，過多的願望給她帶來了重重麻煩，為了減少麻煩，她反復更換名字，像個秘密特工一樣的。她的努力起到了作用，把我搞糊塗了，記不得她的名字。好在我沒有忘記她的“家”——小說的名字——《重播》。這是雷蒙德·錢德勒最後一部小說，出版於1958年。第二年，上帝沒有讓他自己動手，主動帶走了這位曾幾度試圖自殺的作家。我想像，錢德勒走的時候，床頭可能放著的東西有酒杯、煙斗、眼鏡，還有一本新出版的《重播》。那時候還沒有照排技術，書籍都是鉛字油印的，墨跡味很濃。有人說這叫墨香，其實那不是香氣，而是有點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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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一雙纖細的手。她有一頭烏密的黑髮。她的笑容天真善良。她的嗓音“有表演的天賦”。她的名字叫多拉·迪阿曼特。1923年7月，被疾病所迫的卡夫卡來到地處波羅的海的米里茨里鎮，住進了一個猶太人度假村。有一天，卡夫卡經過廚房，看見一位姑娘正忙著在殺魚，似乎有所觸動，不滿地說：“多麽纖細的一雙手，可幹的活又是多麽殘忍！”

他們就這樣相識了。她就是多拉·迪阿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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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迷上了色彩，把茨威格的《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譯林出版社2003年再版）帶回家，完全是因為它鮮艷的封面誘惑了我。這本書我早就有，而且對它滿懷敬意，因為我就是讀著這本書開始寫小說的。在很多作家把茨威格原有的文學影響擠到一邊時，我一直默默珍愛著他，把足夠的敬意留給他。有時候我也想，我這樣對他是不是過於感情用事了。但這次重讀，發現茨威格還是值得尊敬的，也許他的文學趣味有些老化，但他的文學能力絕對不容置疑。…

今年春節，我是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說世界中度過的，幾乎每天一本，連讀了七八本。波羅，馬普爾小姐，莊園，旅行，兇殺，封閉的空間，開放的時間，聳人聽聞的情節，撲朔迷離的案情，欲蓋彌彰的眼神，似是而非的供詞，錯綜複雜的關係，縝密的邏輯，精到的推理……如氣如霧，水生風起，構成了一個“華麗的世界”，讓我輕而易舉地打發了這個數十年不遇的寒冷、陰霾、災情頻傳的新春佳節。出於一種感謝，或者紀念，我想寫點兒關於克里斯蒂的東西。寫個書評也許是我最擅長的，但我放棄了。克里斯蒂的小說像個盛名的公園，往來者絡繹不絕，智者見智，仁者見仁。但總的說，萬變不離其宗，人們的感受最終似乎都差不多——殊途同歸：智力受到挑戰，好奇心得到滿足。換言之，這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主題公園”，主題詞不容置疑，贊不絕口的廣告詞也非妄言。有些東西只要承認或贊同就可以了，消解和重構都可能是畫蛇添足。我認定對克里斯蒂小說發言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所以堅定地放棄了。…

我的心靈又感到了那種類似肉體被一隻纖纖之手觸碰的愉快，這種愉快在我目光的牽引下不斷長大、盈滿，很快覆蓋了我白天購書所得到的愉快。這很正常，畢竟那是一種沒有交流（因而不流動）的愉快，是僵死的愉快，不會長大，只會消耗。愛德華·紐頓給我的愉快像手和手握在了一起，榫頭和榫眼咬緊了牙關，並由此達到貫通，心和心相互映照。這種愉快像火焰，會燃燒，又像水滴，會匯聚、流動，長大。但是，這種愉快愈是在我內心盈滿的同時，我心中愈是有種憤懣在堆積。這也就是說，在我通過閱讀愈來愈領略、肯定愛德華·紐頓這個作家、這本書的魅力和價值的同時，我心中卻愈是有了一種不滿和憤怒。為什麽？因為我想到這本書在到我手之前，曾是那麽被人奚落，混雜在一群輕佻的貨色中，失魄、廉價、賤賣，就像一個老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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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披著滿身陽光，或者說陽光的手指印，回到我的過去中時，我發現，我的世界已發生了很多我喜歡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我那本“天書”已有了中文本，而且據說翻譯得上好。當然要去買一本，但逛了幾家書店都說沒有。我想，這書可能早已落市，心里頭不免有些失落。這麽說來，在我出走期間，這個世界發生的事情真是有不少，人們把我想念的東西買空了，這也算得上是之一吧。 …

我是那些尋找藏書癖所愛書的人中間的一員——愛德華·紐頓 

幾年前，朋友從國外回來，見我寒酸的陋室，卻有幾櫥子沈甸甸的書，似乎有點打動他，由衷地誇了我一番，之餘，又炫耀地跟我講起了一個藏書家的故事，他的名字叫愛德華·紐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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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為止，我只看到過一個人對博爾赫斯的作品提出責難，他是這樣說的： 

“我不太喜歡博爾赫斯寫的東西……他不是思想家，他是利用哲學問題作為文學素材創作的作家……他的作品只是一些片斷，一些草稿，一些輪廊，一些小說構思的筆記和幾行詩……在他寫成的小說中，我比較喜歡的是《南方》、《烏爾里卡》和《沙之書》……”

意思是說，除此之外，他就談不上喜歡了。 

是誰在這麽大放厥詞？…

我說過，剛剛說過，1986年的我除了年輕和健康什麽也沒有，這個沒有當然包括沒有文學，也包括沒有博爾赫斯。事實上，我在博爾赫斯生前連他的一個字都沒碰過。這本來不該算我的錯，但後來由於我對博爾赫斯產生了過度的崇敬，這竟然成了我常常對自己發出蠻橫責罵的一個大不是。我有些天真地想，如果讓我在博爾赫斯生前結識這位大師，那麽他的溘然長逝一定會成為我的一次巨大悲痛，真正的悲痛。一個人需要真正的悲痛，否則那些小打小鬧甚至自作多情的悲痛會把他毀壞的。為什麽那些深宅大院里很難走出來一個硬朗的人，原因就因為他們只是生活在“蜜蜂的飛舞中”。 …

他帶來了那些基本的詞語 

時間會把它們組成的語言 

擡舉為莎士比亞的音樂： 

夜與晝，水與火，色彩與金屬…… 

——博爾赫斯《一個薩克森人（公元4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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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毛蟲是本次分享課程的第27位演講嘉賓。它的演講向來都以互動式著稱，這次也不例外。他帶領大家做了一個以互相摸鼻子的特殊禮節來打招呼的魔鬼訓練。為了鼓勵大家積極參與，它說：聽話照做。培訓就是這樣，誰積極參與，誰就會受益無窮。只有體驗了，你才能感悟到一些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這下臺下可亂了起來，最主動的是猴子，它觸摸了57位精靈的鼻子，其中有51位大家都彼此陌生。毛毛蟲接下來激動地說：打開你自己，勇敢衝出去。你將受益一生。

01

有一天，毛毛蟲問蝴蝶：“我要怎樣才能變成一隻蝴蝶?”…

寒蟲聲寂寂的縈徊古牆底，

夜深時的月色滯留在人家，

銀白色的庭院一望如初洗，

悄悄然聽不見烏鵲的喧嘩。

素手將幾件衣向繩子上搭，

月光在手上和衣上飄拂著，

牆陰裡人影如一朵芙蓉花，

羞澀的低著頭，輕的風吹過。

夏天是一身白紡綢的中式褲褂，顯得干凈而利落。他站的只是一個凳子，但卻使人感到他是站在大舞台上，躊躇滿志，微笑著接待每一個看洋片的和聽他演唱的人，沒有一點寒酸氣。不管是誰，只要你在這里駐足片刻，你就會感到筱金牙對你報以的微笑，這個笑容是永遠的，不論你什麽時候來，不管他的生意好、還是不好。他永遠那樣開心。他沒有某些天橋藝人的汙言穢語和損人挖苦人（這套語言很巧妙，甚至可以說發展得很“藝術”）那一套。他唱的調子類似蓮花落，唱完四句就有一個“嗨——”的拖腔。每當唱到這里，筱金牙的面部所有的大大小小的皺紋都集中在面部的中心，仿佛是包子的小折聚集的中心，然後這些皺紋慢慢地舒展開來，展現出一幅孩子般滑稽的笑容，並露出亮晃晃的兩顆金牙，真是富於感染力。不知道筱金牙一天能掙多少錢，但在我眼中，他是天橋的成功的藝人。只要到天橋從不忘記到筱金牙的場子走走。…

小時候家住西西河沿，1949年搬家至菜市口以南的米市胡同南口。從和平門一帶搬到這里居住仿佛下鄉一樣。學校也轉到城隍廟街小學，從城隍廟街再往東走就是“四面鐘”（現已經拆掉，其位置就在友誼醫院南面），過了四面鐘就進入了天橋的範圍了。自五十年代以來天橋市場核心只是東、西兩個市場了（五十年代以前其範圍要大得多）。西面是“三角市場”，東面就是四九年以前所說的“公平市場”。現在天樂劇場的北面一帶。四面鐘距離在它西南面的三角市場還有一里左右，過了四面鐘就有零零星星的卦攤和其它小攤了，稀稀落落的生意人和偶而駐足的行人使得這塊本來荒野的地方有了些市場的氛圍。

一、便宜…

泛濫的暴力也在制造著暴力文化，這里統治者的行為起了導向作用。雖然說國家、政權本身就是以暴力為基礎的，但政權以哪種意識形態指導權力的運作還是對被統治者思想有深刻影響的。例如秦始皇統一天下後，以政治秩序替代一切秩序，而且其“政治秩序”就是用強有力的規範去限制老百姓的一切行為。秦統治者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他們信奉的是法家學說，法家把一切人都看成壞蛋，只有在嚴厲法律的統治下才能遵紀守法，不干壞事。為了推行嚴刑峻法，便借助於暴力。因此在戰國期間，秦就被其它國家的人們稱為“虎狼之國”（有虎狼之國，必有虎狼之民）。從這個稱呼就可想見其國中暴力文化泛濫和“暴民”充斥的情景。與之相反，儒家雖然不完全否定暴力，但是，在政治操作中他們更強調“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注重“德治”和感化作用，倡導人和人之間的和諧關系。這樣，在孔子、孟子的家鄉鄒魯一帶就形成了尊重禮樂的風氣。劉邦統一天下的戰爭中，進兵圍魯，城中的儒生尚在講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雖然在今人看來不免有點“迂”，但可見儒家風習對民間的浸染決非暴力文化。…

魏晉以來，社會動亂，士人追求感官刺激與肉體上的享樂，此時笑逐漸與思考脫鉤， 從經學史書諸子中獨立 出來，變成單純的笑。於是在曹魏時期出現了第一個笑話集——邯鄲淳的《笑林》。此書三卷，已佚，從現在輯本來看，都是單純笑話，其中有“理”， 而編輯目的不在於說理，而在於娛樂。



晉孫楚《笑賦》評論此書時說“信天下之笑林，調謔之巨觀”。可見當時讀者也是把它當做“調謔”書來讀的。其後又出現了魏澹的《笑苑》、陽介松的《解頤》、侯白的《啟顏錄》。特別是侯白，史有其人，生活於隋末唐初，為人滑稽多智，好講笑話，後逐成“箭垛式”的人物，唐代的許多笑話都假名於他。…

先秦以後的第一流學者、文士皆可以說是富於幽默感的。這里僅舉幾個尚未被讀 者普遍認可的例子以說明之。 如談到司馬遷給讀者印象最深的是他受腐刑後的“腸一日而九回”的痛苦與惋憤。其代表作品《史記》也被稱之為“無韻之《離騷》”。

固然《史記》有著強烈的愛憎傾向，但司馬遷又是歷史的觀察者， 他有超越世俗與常人的冷靜和客觀，因此在他筆下許多歷史事件與人物是富於喜劇性的， 不必說他在描述漢高祖劉邦的遊民無賴的作風與平凡小事時處處流露出幽默感，令人忍俊不禁，即使寫到秦皇漢武這些直至今日仍令許多人仰望的人物時也多有喜劇性的情節（如秦始皇為鞏固其政權所作的種種努力，與二人對長生和求仙的企望）。《外戚世家》寫漢景帝的竇皇後與失散多年的弟弟初次相會，話及昔日艱辛時“於是竇後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禦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後悲哀”。用筆簡潔，不加評述，只從旁觀者角度再現其場景，但其可笑便展現在讀者面前。…

兩個例子題材相近，皆是寫“名”、“實”問題，批評名實不符的社會現象。前者態度較為溫和、含蓄，並且從哲學高度批評了名詞崇拜癥患者在追逐美名的同時，失去了物的“本真”。而後者態度較為尖刻，對於那些仰承上級鼻息的人們的醜陋，批評也很尖銳。因此，前者近於幽默，後者近於諷刺。

當然，在具體的藝術實踐中這些相近的範疇還是很難分清的。 互相比較時還都屬於朦朧概念。一般說來，如果做到詼諧重內容，寬廣避膚淺；諷刺磨而鈍， 去其酸與刺；機智富情趣，遠離油滑調。那麽雖非有意追求幽默而離幽默不遠矣。幽默， 特別是對人生來說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三

古代的中國是否有幽默存在呢？傳統的中國人是否有幽默感呢？這又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林語堂對這些是肯定的。他說：“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

幽默作為文藝作品中的一個類型，其繁榮是空前的，它充斥著書攤、熒屏、銀幕、舞台；如果把幽默當做一種優雅的藝術品位，其不如人意之處也是有目共睹的。 也許是“幽默作品”的創作者或表演者只關注它令人發笑的一面， 而忽略了其它更重要的方面，（譬如機智、寬厚、深沈等方面）以至於人們在看完或聽完笑話、相聲、 喜劇等所謂“幽默作品”之後雖不能說沒有笑，但總令人覺得笑得勉強， 仿佛有被人胳肢的感覺，有時回味起來，甚至感到惡心，也就是說“幽默”完結之後， 不僅沒有給人帶來愉悅、使人的精神得到點升華，而是相反， 於是“幽默”在稍有見識的人們心中同市場上的貨幣一樣不斷貶值。甚至有點談及“幽默”則令人有肉麻之感。 這是個幽默文學和幽默藝術表面上紅火、實際上是不景氣的時期。可以說是幾十年前林語堂先生提倡幽默時的重演。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