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是一身白紡綢的中式褲褂，顯得干凈而利落。他站的只是一個凳子，但卻使人感到他是站在大舞台上，躊躇滿志，微笑著接待每一個看洋片的和聽他演唱的人，沒有一點寒酸氣。不管是誰，只要你在這里駐足片刻，你就會感到筱金牙對你報以的微笑，這個笑容是永遠的，不論你什麽時候來，不管他的生意好、還是不好。他永遠那樣開心。他沒有某些天橋藝人的汙言穢語和損人挖苦人（這套語言很巧妙，甚至可以說發展得很“藝術”）那一套。他唱的調子類似蓮花落，唱完四句就有一個“嗨——”的拖腔。每當唱到這里，筱金牙的面部所有的大大小小的皺紋都集中在面部的中心，仿佛是包子的小折聚集的中心，然後這些皺紋慢慢地舒展開來，展現出一幅孩子般滑稽的笑容，並露出亮晃晃的兩顆金牙，真是富於感染力。不知道筱金牙一天能掙多少錢，但在我眼中，他是天橋的成功的藝人。只要到天橋從不忘記到筱金牙的場子走走。

 說評書的趙某是我眼中不成功的藝人。他並非是筱金牙的反面，許多方面他與筱金牙一樣。他同樣干凈利落，同樣謙虛敬業、同樣沒有汙言穢語；他的不成功可能與他不是行內人有關。天橋的黃金營業時間是下午兩點到五點，而這位趙某只能在早上九點到下午兩點以前開書營業。暑假某天上午，在天橋趙某說書的場子，趙正在碼板凳、掃地，為開書作準備，人們也慢慢聚攏來。他開始說《永慶升平》了，他似乎就會這一套書，從沒有聽到過他說別的。而且就這套書也只會說一小段，即從康熙微服私訪到張廣泰回家那一段，說完後翻回來再從頭說起（這也是他非行內人的證據之一）。使觀眾從內心產生一種對他的輕視，人們只是無聊的時候才走到他這里來，別的場子開了，聽眾就會逐漸散去。如果他在黃金時間說評書，恐怕不會有什麽人聽。從收入看，他的收入也不一定少。他就一個表演，平均二十分鐘一段，每段一打錢。每次能掙三四千元。上午能說十二三段，收入四五萬元。交了百分之三十的場地費，還剩三四萬元。當時，這是一筆不少的收入。然而，在我眼中他仍然只是位混飯吃的藝人。

 像趙某這樣還是屬於能夠混上碗飯吃的，另外也有許多混不上飯吃的。藝人們把撂地擺攤掙錢，稱為“平地摳餅”。真是從這塊“地”上摳出“餅”來是不容易的。我們從難以掙到飯吃的藝人身上感到人生的艱辛。例如我在前面提到的砸石頭的老者，我多次看到他都是在下午五點以後，在三角市場的西面一個黃雀叼卦的攤位上（“黃雀叼卦”是一種算卦的方法，靠黃雀從裝有卦簽的小箱中叼出卦簽以定吉兇）。算卦一般到四五點鐘就收攤了，老者插了這個空檔。黃雀叼卦占不了多大位置，也就相當正常演出場地的四分之一。砸石頭按照現在通行的說法叫硬氣功，老者蹲在地上拿著兩塊石頭反復敲著，石頭相擊發出清脆的響聲，用以說明石頭沒有用醋泡過，完全是真石頭。老者拙於語言，這是它失敗根本。在天橋不管你是干什麽的，要把錢從人家的兜里掏出來裝到自己的兜里，第一就是靠“說”，所謂“巾皮彩掛，全憑說話”就是這個意思。不僅藝人、買賣人是這樣，連彈壓地面、維持秩序的警察也比別處的警察能說，否則鎮不住。而這位老者只是向人們顯示他的真功夫，一塊一塊地砸開地上碼著的石頭，而很少說話。只見他兩只手的手掌的下部結著粗糙的老繭，皮很厚，還有些開裂。秋冬之際，五點鐘天已黃昏，在瑟瑟的秋風中，他赤著膊，破棉襖扔在一旁，低著頭開石頭，汗珠與口水珠被冷空氣凝結在他雜亂的胡須上。我覺得連駐足流連的人都不多，給錢的有多少則可以想見。

三、兩個相聲場子

天橋有兩個說相聲的場子。在東面的公平市場一個；西面三角市場一個。公平市場的相聲場子南面是筱金牙的拉洋片，東面是寶三的摔跤的場子。這三個場子都很叫座，相聲場子則更火，常常被圍得密不透風。這里說的大多是傳統的段子，我的關於傳統相聲的知識大多是在那里獲得的。像《誇住宅》《倭瓜鏢》《八扇屏》《扒馬褂》《開粥廠》《小神仙》《黃鶴樓》《汾河灣》《地理圖》《報菜名》《八大改行》《繞口令》《猜謎語》等都是在這里聽的。這里的相聲演員一般較老，用我當時的眼光來看，他們以四十歲以上者居多。有些演員在那時的相聲界中很有名了，如高德明是三、四十年代就已經出名的演員，又如佟大方在解放前後與杜三寶在廣播電台演播對口相聲也很有聽眾（其間所插播的廣告是“駱駝牌愛爾染色”，至今我還記得很清楚），孫寶才（ 他也長在這里演雙簧）、湯瞎子（主要是口技）、羅榮壽、高鳳山（擅長數來寶）都是有一定知名度的演員，他們穿的也講究一些。還有一些不太知名的年齡較輕的演員，如1957年後轉業、八十年代又重返舞台的如胡某、愛（可能是滿洲人，讀作“阿”的去聲）某等。這些撂地說相聲的表演方式與現在舞台上不同，他們不是站著說，而是坐著說。有時說對口相聲的兩位演員坐在一個簡陋的白茬兒木桌子（這種桌子不上漆，北京的小飯館愛用這種桌子）的兩邊，有時兩人坐在場子豎向的兩端，你一言、我一語說對口相聲。佟大方有時也說單口相聲，如說《君臣斗》（干隆皇帝與劉羅鍋斗法）之類。1957年天橋關閉以後，這個場子的演員大多去了北京曲藝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