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機制既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將所覆蓋的國家和地區整合為一個同歐盟，一樣在政治與經濟政策上高度統一的聯盟，它只是一個「共建」的倡議。但是，通過提出「共同繁榮、共同發展」和「沿線國家的群體性復興」這樣的理念和目標，它能夠為這一地區提供「最大公約數」。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首先提供的是互聯互通建設、知識傳播和分享這樣一些區域公共服務，而在此基礎上，為了使得基礎設施建設順利推進，更加寬泛、開放的對話平臺與多元合作機制必將逐步建立起來，從而為該地區的一體化和亞洲生產網絡的重塑提供必要的公共產品。這種形式的地區合作作為一種可行的公共物品供給模式, 其發展前景比霸權和全球主義模式更好，也更能照顧到所有參與者的利益，這也正是當前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獲得初步成功的原因之一。

三、中國所扮演的角色…

如果「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能夠通過加大投入、完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改進沿線國家的交通與物流狀況，那麼便有可能通過降低貿易成本和縮短經濟距離，讓一些原來沒有進入或者進入程度不深的亞洲國家由於要素成本優勢得到體現而獲得機會，改變它們原本處於亞洲生產網絡「灰色地帶」的地位。



同時，為加強沿線的東盟國家、南亞與中東國家、印度洋西岸國家的貿易與產業聯系奠定基礎。依靠「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在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方面的投入，亞洲生產網絡有望再一次突破資金與地理區位粘性的限制，在外圍國家再一次實現上述過程，實現對地理鎖定的突破。

其二、提供制度上的區域公共產品。…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海上絲綢之路與亞洲生產網絡兩者的核心價值都在於提供了「跨越邊界」的解決之道，引發了世界性的貿易與生產結構的直接變化。在海上絲綢之路昌盛的時代，邊界由民族和文化差異所劃分；在亞洲生產網絡的時代，經濟行為的邊界則是企業與國界。但是，通過國際分工與外包，生產網絡跨越了企業的邊界；通過中間產品貿易，生產跨越了國界。

在新的國際環境下，亞洲生產網絡如能持續其邊界擴展的特征，將成為連接亞洲、非洲和歐洲之間的國際生產體系。…

其四，層級結構。海上絲綢之路構成了一個等級分層、井然有序的國際貿易體系：歐洲、中國和印度是核心地區，有最大的國內市場並且出口產品；第二階層地區不生產和出口產品，但經濟規模巨大，東南亞地區就屬於此類；第三階層地區主要為較大型的市場提供原料產品。各地的產品「互相補充、互相吸引、互相調劑」，極大促進了不同地區文化與物質的交流和交換。

歷史上的海上絲綢之路之所以能夠改變15世紀以後世界的面貌，是因為它以其多樣性、開放性和分散性，突破了文化與民族的邊界，建立起了一個真正具備世界性的跨文化貿易網絡。…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需要構建一個能夠為所有參與國接納的具有嶄新內容和含義的框架。歷史上的海上絲綢之路跨越了文化的邊界，亞洲生產網絡跨越了企業與國界的邊界，為經濟增長提供了更加寬闊的市場和發展機遇。



現代的東亞國家依靠亞洲生產網絡實現了經濟上的復興，然而許多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地區和國家依然處於世界經濟的邊緣地帶，面臨嵌合到全球價值鏈和在全球經濟體系中尋找自身地位的困境。與此同時，亞洲生產網絡受困於自身發展創造出來的新邊界，需要拓展邊界的機遇和新推動力。…

以近代鼓浪嶼的發展演變為例，其所在的廈門便是這一網絡中的一個重要節點，大量的人員、商品、資金乃至信息經此流動。在鼓浪嶼被辟為公共租界後，由於這里提供了相對安定的環境、較完善的制度及公共設施，大量富有的南洋華人移民紛紛返鄉定居，人員、資金、文化、信息等因素匯集該地，推動了近代鼓浪嶼獨特發展路徑的形成。…

數量龐大的華人移民群體的存在，深刻地影響和促進了近代中國與南洋的經濟貿易與文化交流。一方面，在貿易內容上，南洋各地向近代中國出口商品以原料、食品及加工品為主；中國的出口商品，則涵蓋了日常生活所需的各類必需品，主要滿足該地區為數眾多的華人的消費需求。這一群體多傾向於消費來自中國特別是各自故鄉的商品。



之後隨著近代中國政治與社會的演變，又進一步將其與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國貨」相聯系，從而為近代中國的對外貿易構建了一個獨特的「外部經濟」。



早在1864年，時任廈門海關稅務司的喬治·休士 （G. Hughes）在貿易報告中即指出：「廈門是中國市場與南方市場的溝通點。南方市場包括曼谷、新加坡、馬六甲、檳榔嶼、爪哇、蘇門答臘、婆羅洲、馬加撒等地。在爪哇、西貢、海峽殖民地（即新加坡、馬來亞、檳榔嶼等地）的中國人大部分來自福建。這些人自然希望能夠用上本國生產、制作的產品。所以廈門與海峽殖民地之間存在著不小的貿易。」…

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是連接古代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海上通道，它由「東海航線」和「南海航線」兩大幹線組成，並不斷延伸、拓展，構成一個四通八達的海上交通網絡。



就其內涵而言，中國古代的海上絲綢之路，被視為中外之間通過海洋通道進行的經濟和文化交流與融通。



從歷史發展過程來看，學界一般認為明清兩代是其發生演變和終結的時期，進而認為鴉片戰爭的爆發標誌著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衰落乃至終結。這一觀點的依據大致在於：中國古代的海上絲綢之路所承載的中外經濟文化等各領域的交流，是和平的、平等的、互利的。上述特征在鴉片戰爭之後的近代均被顛覆：中外關係不再平等，殖民暴力與衝突充斥，中國在對外貿易中喪失了優勢和主導權，因此原本意義上的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宣告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