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量龐大的華人移民群體的存在，深刻地影響和促進了近代中國與南洋的經濟貿易與文化交流。一方面，在貿易內容上，南洋各地向近代中國出口商品以原料、食品及加工品為主；中國的出口商品，則涵蓋了日常生活所需的各類必需品，主要滿足該地區為數眾多的華人的消費需求。這一群體多傾向於消費來自中國特別是各自故鄉的商品。

之後隨著近代中國政治與社會的演變，又進一步將其與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國貨」相聯系，從而為近代中國的對外貿易構建了一個獨特的「外部經濟」。

早在1864年，時任廈門海關稅務司的喬治·休士 （G. Hughes）在貿易報告中即指出：「廈門是中國市場與南方市場的溝通點。南方市場包括曼谷、新加坡、馬六甲、檳榔嶼、爪哇、蘇門答臘、婆羅洲、馬加撒等地。在爪哇、西貢、海峽殖民地（即新加坡、馬來亞、檳榔嶼等地）的中國人大部分來自福建。這些人自然希望能夠用上本國生產、制作的產品。所以廈門與海峽殖民地之間存在著不小的貿易。」

在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下，中國近代的出口貿易曾遭遇比較大的困境，但以廣大華僑華人群體為對象的「外部經濟」仍在持續發揮作用。以中國近代的「僑銷茶」為例，它主要指由福建、廣東、云南出口，面向香港和東南亞華僑華人消費群體的茶葉。據統計，20世紀30年代，東南亞華人的僑銷茶高達三四百萬公斤，其中單單新加坡一地，年進口僑銷茶即高達50萬～90萬公斤，其中相當一部分是由新加坡分銷至東南亞各地。在福建，自19世紀80至90年代起，在外國資本控制及國內繁重茶稅的影響下，福建茶葉出口開始衰落，同時印度、錫蘭茶葉開始興起，以歐美市場為主的外銷閩茶遭受嚴重沖擊，大量茶莊倒閉歇業，但以烏龍茶為主的「僑銷茶」的存在，使廈門茶業得以繼續延續，廈門也成為近代福建「僑銷茶」的主要出口地。另一方面，近代中國對南洋各地的貿易總體上雖然處於入超地位，存在貿易逆差，但與此同時來自南洋各地、數量龐大的華僑匯款的存在，不僅彌補了這種逆差，還對近代中國國際收支的平衡起到了重要作用。

與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在明清時期的演變相伴隨的是，自19世紀中葉以來，隨著中國海外移民人數的急劇增加，歷史上形成的環中國海華商跨國網絡已由一個單一的貿易網絡演變為一個集貿易、移民、金融、企業經營、商人組織等多種跨國網絡於一體的復合網絡。據學者戴一峰的研究，在南中國海地區，這一復合網絡涵蓋了今廈門、汕頭、廣州、香港、臺南、高雄、金門、馬六甲、吉隆坡、檳城、新加坡、雅加達、泗水、三寶壟、坤甸、望加錫、馬尼拉、曼谷、清邁等港口口岸城市，涉及中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越南等周邊國家和地區。廣大華人移民群體憑借這一網絡體系，發展了多重跨國聯系與多領域的合作、交流與融通，這種來自民間的多重聯系與多維交流合作，成為近代南中國海地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

就上述聯系與合作交流的實際承載者而言，它們往往是數量眾多的華人企業。這些企業從血緣關係出發，輔以鄉土與文化認同，依托以移民網絡為基礎的華人文化圈，構建起屬於自己的商業及社會網絡，這種商業與社會網絡跨越近代中國與南洋各地，廣泛分佈於各個重要的通商港口及華人聚居地，不僅促進了商貿往來與文化交流，而且對近代中國特別是沿海地區的社會變遷也產生了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