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需要構建一個能夠為所有參與國接納的具有嶄新內容和含義的框架。歷史上的海上絲綢之路跨越了文化的邊界，亞洲生產網絡跨越了企業與國界的邊界，為經濟增長提供了更加寬闊的市場和發展機遇。

現代的東亞國家依靠亞洲生產網絡實現了經濟上的復興，然而許多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地區和國家依然處於世界經濟的邊緣地帶，面臨嵌合到全球價值鏈和在全球經濟體系中尋找自身地位的困境。與此同時，亞洲生產網絡受困於自身發展創造出來的新邊界，需要拓展邊界的機遇和新推動力。

因此，以「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為亞洲生產網絡的拓展提供推動力，以亞洲生產網絡的邊界擴展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提供空間和實體依托，創造跨界發展新契機，就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能夠為沿線國家提供的共容利益，也是能夠為參與者所接受的承諾與願景。

筆者認為，既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的宗旨和基本目標是實現共同發展、共同繁榮，打造「命運共同體」，那麼，其核心價值應當是一項跨越邊界的多元合作機制。然而，作為機制，海上絲綢之路倡議必須依托一個堅實的經濟基礎。如果沒有一個把要素流動、貿易與投資結合於一體的生產網絡，在跨度極大的廣袤地理範圍內，何以構建海上絲綢之路所必需的空間依存關係？鑒於此，海上絲綢之路需要與另一個跨越邊界的經濟機制——亞洲生產網絡——彼此借力，彼此拓展。

一、海上絲綢之路與亞洲生產網絡：跨界作為核心價值

歷史上的海上絲綢之路是沿線國家與文明對「跨界」的一次偉大嘗試。相比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跨界」的性質更強，延續時間更長，體量更加巨大。文化的邊界和運輸的難度構成了歷史上跨國貿易的最大阻礙，而海上絲綢之路之所以在當時的條件下最大限度地減少了這種阻礙，是因為它具有如下幾個顯著的、與其他貿易地帶和貿易網絡不同的性質：

其一，多元性與開放性。海上絲綢之路的範疇並不是一個共同文化地帶，而是由一個複雜的、多文化的貿易離散社群構成的貿易網絡，是一個跨文化的、多民族、多文化、多信仰的世界，其發展也並未造成文化的單方面同化，而是不同文明的共存、融合與發展。

其二，分散化。海上絲綢之路並沒有頂層組織和統一制度安排，直到西方殖民者進入印度洋之前，從未有任何一個國家認真地試圖控制這一貿易體系。分權性質使得海上絲綢之路不容易受到政局變動或沿線港口國家內政的影響，這是其得以持續運作的基礎。

其三，陸海一體的貿易體系。海上絲綢之路是以沿岸的港口城市作為關鍵單位的，但這些城市並非孤立存在的，而是依附於其國內的經濟中心和生產網絡。作為一個貿易體系，海上絲綢之路的脈絡遠遠延伸至內陸。（愛思想 2018-0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