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散步，偶遇一位靠拾爛紙為生的老漢。他一邊在草叢間尋覓冰棍紙，一邊跟我嘮叨起來：“那十年，哪兒用得著這麼東一張西一張地拾！隨便跟哪個機關學校掛上鉤，就沒饑荒啦！這邊剛糊滿一墻，那邊兒就又覆蓋上一層。一個往上貼，一個就蘸著紅墨水往上畫圈圈打叉子。不含糊，那可真叫‘大’字報！字兒寫得比饅頭還大。那陣子費不多大力氣，一個月從廢品站那兒少說也拿個兩百塊！”

隨後，他嘆了口氣。

生活中，人各有其憾事。作為文字工作者，我有時懊悔當初沒搞個本本，抄錄一下那成千上萬張大字報上的語言。倘若有那麼一份資料，如今風平浪靜了，坐下來研究一下那鴻文中的邏輯以及硬把文字當手榴彈迫擊炮使用的表達方式，今天該可以寫成一篇多麼有趣而又富有意義的文章啊！…

浩劫之後，痛定思痛，大家普遍有個願望：說真話。巴金甚至用“真話”當作書名。把真話憋在心裏，一憋經年，確實比孕婦難產要痛苦多了。難產者所面臨的，僅是個生不出的問題，她不需要生個假娃娃；而不能講真話，往往就還得違心地編造一番假話。

六九年，有件不幸的事使我感到真話確已絕跡。由於那種窒息的氣氛以及像遇羅克那樣講真話者落到的悲慘下場，人們不但上意識習慣於講假話，連下意識也不放松警惕了。

這裏要講的不是一個人酒後或在夢中，而是在彌留時刻。只一兩分鐘他就與世長辭了，然而在昏迷中他還說了句冠冕堂皇的假話才咽的氣。…

當連長的要是想讓他帶的連在大隊裏出人頭地，就得培養出個把標兵。對象當然得一貫革命，歷史清白，出身越苦越好。連裏要出個標兵（也就是英雄），那可人人光彩。

然而同是五七戰士，條件大同小異，到底突出誰好？萬一樹錯了，惹起公憤，可就弄巧成拙啦。

剛下去，有位同志沒使過柴油機，一下子把整排門牙全崩掉了，血流滿身，他還不肯讓包紮，要接著干，突出地表現了五七戰士的革命氣概。把他樹立成標兵，沒人能說個“不”字兒。

盡管天天出工前要喊幾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可流血畢竟屬於事故，不便過分推廣號召，不能靠那來樹標兵。這麼一來，連長抓耳撓腮了。…

他是一位骨瘦如柴的老戲劇家。一身皺巴巴的藍制服，山東口音，是位純樸的老人。可二十年代當我還是娃娃時，他就已在文壇上活躍了。其間，為了革命，他坐過不少年牢。本來他早就擱筆不寫戲了，偏偏在“史無前例”的兩年前，他寫了個歷史劇，而且一下子就轟動了。老頭子說，總算打響了一炮。誰知這裏竟伏下了莫大禍根。

由於運動前夕他就被點過名，所以同我這個摘帽右派一樣，是理所當然的重點。只要開鬥爭會，不拘大小，從沒漏過他。開的既然是鬥爭會，那麼照例都得掛牌子，噴氣式。皮肉之苦總是難免。

干什麼都得有個目標——生產上叫指標。當時，罪大惡極莫如反對主席。鬥這位老人，就是要他招認戲裏的壞皇帝影射的是億萬人民心中的紅太陽。這個目的達不到，當然就誓不罷休。…

我總覺得六六年開始的那場災難，起初有點神出鬼沒。一下子批三名三高，一下子又找起戲劇電影的碴兒。它就像太平洋一股超級龍卷風，在汪洋大海上來回轉悠。當時象我這樣反正準備挨鬥的，心裏固然緊張；就是摩拳擦掌準備鬥人的，心裏也未必有個譜兒。

六月就糊裏糊塗地進了個集訓班。學員足有七百：唱戲的，畫畫的，作曲的，真是人才濟濟，應有盡有。說明都是黑線人物，為了“背靠背”才把我們同革命群眾隔離開。可進去之後，最初倒更像個夏令營：床鋪干凈，飯食可口，晚上還有電影看。不許出大門，可周末又有大轎車接回城同家人團聚。上下午開會學習也是一片和風細雨。大家都使勁抖落身上的“修”菌。大會鬥重點對象時，有些小演員數落起大干部，也相當於一挺輕機關槍。然而《十六條》寫得明明白白：要文鬥不要武鬥。所以心裏是踏實的。…

仿佛剛開完春風爛漫的神仙會，遠處又雷聲滾滾了。真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啊！敵人可真猖狂，竟然在團中央機關刊物的封底一幅水彩畫上玩起花樣！孩子說，那水紋清清楚楚地寫著“反動派萬歲”。其實，我翻過來掉過去，始終也沒看出什麼字樣。而且，反動派咋會叫起自己“反動派”來呢！可孩子說，這是警惕性特高的“中央首長”發現的。認不認出來，就看自己對中央首長的感情了。這麼一來，我只好說，看見了，看見了。

接著，孩子回家又傳出：火柴盒上也出現了反動標語。還有，那個挺好聽的《紅旗頌》唱不得了，原來它的主旋律是“滿洲國國歌”，唱了就等於頌揚王道樂土！

接著，五八年印行的幾部長篇也像多米諾骨牌一樣，一本接一本地倒了下來。有反黨的，有反社會主義的，有反人民的。罪名乍看起來並不雷同，但都夠進毒草行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