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語

郁達夫與陳馬六甲的越境之旅，五十年後的今天來看仍有相當的意義。印尼和中國是兩個亞洲的大國，歷史上有很多的來往，而印尼是世界上海外華人人口最多的國家，理應成為中華文化和其他文明最重要的交流渠道之一，實際上卻相反， 後來成為亞洲兩個缺乏互動交流，互相不瞭解的文化體系。印尼在獨立以後，曾經一度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海外華語教育，五十年代開始壓縮當地華人的文化空間，到了六十年代則全面禁止華語華文，對當地華人採行強迫性的同化政策。發展過程固然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幾十年下來，卻使得華人世界和印尼人世界缺乏溝通瞭解，誤解陳陳相因積重難返。1998…

陳馬六甲在其傳記中，不厭其煩地記錄中國的社會變遷與生活習俗，並且大量利用福建話的詞彙來說明，這種態度與成就，也是在印尼／馬來文學中很少見到的，類似的情況，可能衹有如梁友蘭(Nio Joe Lan) 在六十年代專用印尼文寫作介紹中國語文和文化，來協助印尼民眾理解華人文化的著作可以相提並論。95陳馬六甲除了對語言本身有興趣以外，同時對於語言使用的社會情況也相當關心，例如解釋廣東話與福建話的使用群體不同，以及不同語族在社會中遭遇的情境。考察東南亞近現代史，不乏華人參與東南亞當地政治活動的例子，華人學習當地語言，介入當地生活，反過來說卻少有當地人學習華語，參與到華人的知識活動。那麼陳馬六甲算是少數的例外，他不但中英文俱佳，還被中國左派人士根據其出版品認為是托派人物。以印尼本地人來說，陳馬六甲能夠深入到中國語言到這種程度，應該是絕無僅有的第一人。…

另外在印尼本地對華人處境表達關懷的知識分子，幾乎都和印尼左派有關，這雖然可能和意識形態有關，然而陳馬六甲的作品做為早期印尼左派的精神導師，一開始就使得印尼左派對華人文化有較深刻的理解，例如在印尼文壇享有盛名的作家 Pramoedya Ananta Toer，84即對印尼華僑的處境表達了強烈的人文關懷，其作品”Hoa Kiau di Indonesia”[華僑在印尼]。到目前為止仍是對華僑親善最具有代表性的印尼文學作品，85 Pramoedya 本人是共產黨員，86相信他是讀過陳馬六甲的傳記。87而陳馬六甲的社會主義思想，日後感召了六十年代學生運動的領袖如 Soe Hok Gie 及 Arief Budiman，他們都是戰後第一代直接投身印尼改革運動的華裔。88而陳馬六甲的事跡在印尼本地，特別是在蘇門答臘，則有將其冒險事跡寫成小說等文學作品流傳的情況，因此陳馬六甲的文化接觸，具有可能的意義和影響，還有待未來進一步的探索。…

第三部分 文化史

文化接觸

雖然說郁達夫和陳馬六甲的旅程特殊，不過相同流亡經驗並非是孤立現象，同一時間從新加坡逃往蘇門答臘的華僑華人很多，其中作家編輯等文化人也不在少數，74尤其是所謂的「中國南來作家」，幾乎都到了蘇門答臘，或是由蘇門答臘轉赴其他各地，75這批人在特殊的時代背景，突然來到地廣人稀的蘇門答臘島，…

然而郁達夫還有一個截然不同的角色，那就是蘇門答臘的郁達夫。像郁達夫這樣眾所矚目的作家，而其言行透過自己或是文友的作品，不斷地暴露在讀者面前， 那麼作家的行徑就如同表演一般，而郁達夫又是最強調作品表露人生經驗，那麼實際上我們從這些有關的記述可以知道，其實蘇門答臘的一段人生經驗是郁達夫一生之中最精彩的表演，其中曲折離奇，充滿戲劇的張力，衹可惜他在表演結束之後就被刺身亡，沒有辦法再以慣用的第一人稱的口吻，親自記述這一段旅程。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所有有關郁達夫的蘇門答臘之旅的文字記載，都是這個表演的觀察筆記，也應該是文學史觀照的焦點。衹不過像郁達夫這種跨越國境的人物，相關的記錄也是散居各國，很難於放到目前有的文學分類範疇，不論是馬華文學或是中國新文學，於是蘇門答臘時期的郁達夫，則被排除在這些不同範疇的文學史之外。…

陳馬六甲所留下的傳記體的作品也是旅行文藝的特例，今天我們對陳馬六甲超越國界種族語言的中國之旅主要的資料來源仍是這本傳記。矛盾的地方是，這本傳記到目前為止主要還是被看成是革命文獻，是要瞭解陳馬六甲一身革命事蹟的最重要的材料，如果衹用革命傳記的角度來閱讀將導致排除其跨越邊界的中國之旅，特別是由於這個華南／南洋華社的經驗對印尼人同時期的集體記憶而言是陌生的，因此論者談到陳馬六甲的「從監獄到監獄」都是跳過這段經歷不談，55至少到目前為止，筆者尚未發現有探討陳馬六甲華南之旅的意義的文章。因此就革命家的身份而言，傳記對旅行文藝極為不合宜的文類，不合宜的原因並非是作者寫作的問題，而是作品被閱讀的問題。問題是以革命家行誼而言，如非革命傳記，…

相同的例子如航海家麥哲倫和庫克船長都是在旅行未結束前就身故了，但是他們本身至少都留下了詳細的記錄，足以做為旅程的基本文本，像郁達夫這樣能寫也應該寫的陳馬六甲的旅行記錄在形式上也和傳統的遊記大不相同，其中國之旅是記錄在他的自傳「從監獄到監獄」之中的一部分，也是極為特殊的情況。這部自傳向來被認為是革命傳記，是亞洲早期共產黨人中少有的詳實自傳，在三大冊洋洋灑灑的自傳中，陳馬六甲花了一冊的篇幅來記錄他的中國之旅，如果我們將其與各不同的華人社會的生活經驗加在一起，包括 1920 年代到廣州參加共產國際，20 年代末期在菲律賓和華人論交，以及 1937 年離開華南到新加坡在華人社群生活，全部的經驗算起來，都可證明在華人社群生活是其革命之旅中具有十足份量的部分，而且是難以分割的部分。現在問題是，一個作品的其中一部分可否成為旅行文藝的討論對象？就陳馬六甲的旅行記錄而言，其自傳中的一部分是目前有關其中國之旅的唯一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