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馬六甲在其傳記中，不厭其煩地記錄中國的社會變遷與生活習俗，並且大量利用福建話的詞彙來說明，這種態度與成就，也是在印尼／馬來文學中很少見到的，類似的情況，可能衹有如梁友蘭(Nio Joe Lan) 在六十年代專用印尼文寫作介紹中國語文和文化，來協助印尼民眾理解華人文化的著作可以相提並論。95陳馬六甲除了對語言本身有興趣以外，同時對於語言使用的社會情況也相當關心，例如解釋廣東話與福建話的使用群體不同，以及不同語族在社會中遭遇的情境。考察東南亞近現代史，不乏華人參與東南亞當地政治活動的例子，華人學習當地語言，介入當地生活，反過來說卻少有當地人學習華語，參與到華人的知識活動。那麼陳馬六甲算是少數的例外，他不但中英文俱佳，還被中國左派人士根據其出版品認為是托派人物。以印尼本地人來說，陳馬六甲能夠深入到中國語言到這種程度，應該是絕無僅有的第一人。

由於印尼當局後來採取禁止華語華文的政策，造成印尼整整一代人對華語華文缺乏認識，以致於迄今印尼缺乏足夠人才通曉華語文，更談不上漢學研究的發展， 這種情況對任何世界上重要國家而言都是罕見的，可以說在華人最多的地區，卻是漢學研究最薄弱的地區。96在馬來西亞語言仍然是重要而敏感的課題，執政當局對於華文教育仍是疑慮深重。東南亞國家普遍有這樣的情況，華人多半通曉當地語言，而本地民族卻少有人通曉華語華文，其中的原因之一，是當地人產生畏懼學華語文心態，這種情況到了最近始有所改善。回顧相關歷史，可以知道陳馬六甲的例子殊為不易，堪為文化交流的模範。歷來東南亞華人與本地人的文化交流都是單向交流，衹有華人學習當地文化，卻少有當地人學習中華文化，如果東南亞當地的革命英雄，曾經出現能夠參與華人的知識活動者如陳馬六甲，也算是典型在夙昔，值得進一步發揚。

化身之旅

郁達夫和陳馬六甲的特殊旅程都涉及化身的問題，由於特殊的時空，他們都必須化身為另一個身份在異域中生存，陌生的身份與陌生的環境互動，都使得他們的旅程增添神秘的色彩。這個化身的角色也有文化史的意涵，兩個人都化身為華僑的身分。兩個人都不是一般傳統認定的華僑，但是如果考慮華僑的多樣性，則他們也都可以是華僑，像郁達夫這樣南來僑居，就當時出洋為僑，返國又恢復原來身分的第一代移民的一般情況而言，郁達夫當然可以是華僑。即使是像陳馬六甲這樣和華人血統亳無關係的米南加保人，在中國南方住上幾年，語言上可以溝通，又學習了不少華南文化，完全有能力在南洋華人社群中生活，也不會被華人社會排斥，華人本來即可以文化上來定義。最重要的是他們都發揮了南洋華人的特性。

南洋華人的特性是什麼呢？戰後由於東南亞各國紛紛取得政治上的獨立，華人也在新的國家架構之內尋求新的認同位置，因此應以各個國家的脈絡來理解，但是除了國家的架構之外，南洋華人尚有一種超越政治與文化界限的特質，特別是和東南亞各民族做一比較，可以看出南洋華人具有多語多文化的特質，同時對於不同文化環境的適應能力特別強。97這是目前強調以民族國家為主要分類架構的東南亞華人研究較少去強調的特質。在郁達夫和陳馬六甲的化身中，卻正好突出這種特質。如果缺乏南洋華人這種多語多文化，跨越政治疆界與文化障礙的能力的特質做為化身的中介角色，這個化身之旅是不會成功的。這種情況是任何東方人到西方或是西方人到東方，無法以同樣的中介角色來形成化身之旅的主要差別所在。這是郁達夫和陳馬六甲的越境之旅得以實踐的重要機制。

這個中介角色在陳馬六甲和郁達夫的跨越文化之旅變得和西方人對東方或是其他第三世界地區的旅程很不一樣。西方人到異域去旅行，他的身分對當地人來說註定是個異己，而他也是以異己的眼光來看待其所旅行的地方。這和郁達夫和陳馬六甲在中國與印尼之間的互訪很不相同，他們在到達之初也同樣是以異己者的身分到達，然而透過與華僑的交往，他們至少可以與當地人直接溝通接觸，而這種接觸則是全面而且深入，而非一直停留在印象式的陌生感。因此華僑不衹是他們介入當地時隱藏其異己性格而化身的中介性角色，也是他們接觸與學習當地語言與事務的機制。

華僑做為化身的中介角色，最後更成為他們變化身份融入當地社會的橋樑，郁達夫透過和當地土生華女結婚，象徵其變化其化身身分而成為當地一個真實角色的決心，而陳馬六甲則以收養關係，歸化為中國國籍，透過這種結合，這使得他們得以改變原來異己者的身分而成為當地的一份子。郁達夫這段婚姻令很多人感到訝異，一個浪漫風流的大文豪，曾經為其愛情鬧得風風雨雨的郁達夫，最後竟肯與一位不識漢字，姿色不佳的土生女子成親，其實從這個角度來看，可以表示郁達夫在文化洗禮後的轉折。同樣地，陳馬六甲做為一個印尼鼓舞民族主義最重要角色的革命家，竟然願意在華南及華人社會久居，而成為當地的一份子，勢必不能為印尼民族主義情緒高張的印尼知識階層所理解，然而對照陳馬六甲在莫斯科為亞洲社會發言的情況，他做為一個民族主義者的胸襟，其實是跨越國界與種族界限的。

做為中介身分的華僑或是華人，其實也是同樣的命運，華僑華人的特質其實是跨越國界與種族界限的，其隨遇而安的人生態度，也和郁達夫或是陳馬六甲的旅程一樣，是以一種 rantau 的方式來面對土地，他們對異文化的容忍度很高，甚至對不同種族的朋友也很開放。不幸的是，華僑華人卻是被後來發展出來的民族主義兩面夾殺，中國民族主義者要求他們愛祖國，回歸中華文化，使得他們原來對異文化的開放態度成為被中原正統排斥的對象，要求捐輸時卻又不忘記加強聯繫， 而後來土著民族主義興起之後，他們又因為其文化特質而被排斥，為了保持和各方聯絡而保持其語言能力反而被懷疑有二心。其實具有多語言能力及具有跨越國界能力的特質，正好是華僑華人成為今日肯定追求跨越邊界的佼佼者的主要原因。郁達夫和陳馬六甲的旅程正好彰顯出這樣的特質，知名如這兩位非凡人物， 尚且因為介於兩個文化之間被忽視，而多數有能力進出兩種文化的華僑華人則很難逃脫註定被排斥在兩種主流文化之外的命運。

95 Nio Joe Lan, Peradaban Tionghoa Selajang Pandang. [印尼華裔文化一瞥] Djakarta: Keng Po. 1961.

96 關於印尼禁華語文的前因後果，見楊聰榮<文化認同與文化資本:印度尼西亞華語文問題的新發展>。第五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1997。

97 許多對於華人的研究都喜歡強調華人在文化上的保守性，其實華人對異文化的接受程度是很 高的，才得以在各地都可以適應生存，見可兒弘明、游仲勳編，<華僑の異文化適應と受容力>， 華僑華人>>。東京：東方書局，1995, pp. 155-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