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在印尼本地對華人處境表達關懷的知識分子，幾乎都和印尼左派有關，這雖然可能和意識形態有關，然而陳馬六甲的作品做為早期印尼左派的精神導師，一開始就使得印尼左派對華人文化有較深刻的理解，例如在印尼文壇享有盛名的作家 Pramoedya Ananta Toer，84即對印尼華僑的處境表達了強烈的人文關懷，其作品”Hoa Kiau di Indonesia”[華僑在印尼]。到目前為止仍是對華僑親善最具有代表性的印尼文學作品，85 Pramoedya 本人是共產黨員，86相信他是讀過陳馬六甲的傳記。87而陳馬六甲的社會主義思想，日後感召了六十年代學生運動的領袖如 Soe Hok Gie 及 Arief Budiman，他們都是戰後第一代直接投身印尼改革運動的華裔。88而陳馬六甲的事跡在印尼本地，特別是在蘇門答臘，則有將其冒險事跡寫成小說等文學作品流傳的情況，因此陳馬六甲的文化接觸，具有可能的意義和影響，還有待未來進一步的探索。

如果將這兩種的文化接觸經驗的定義放寬來看，放在較長的歷史脈絡中，則兩者還有極為微妙的交錯關係，這些交錯關係卻也都和馬華文學有極為密切的關係。馬華文學形成比較清淅的意識，與四十年代馬來亞左翼文學的發展有關，也和馬來亞共產黨帶領馬來亞華青組織抗日的經驗息息相關，然而馬來亞共產黨的成立卻是由於印尼共產黨領袖途 Musso 經新加坡時接觸華裔青年而促成的。而戰後的馬來亞與新加坡有一段時期華人社會興起研究、介紹及翻譯馬來文學，這是後來促成南洋大學設立馬來文學研究的重要背景，出身印尼的學者李全壽於是應聘到新加坡，如果追溯華社這種對馬來文學的興趣的源頭，則正是當年這批有蘇門答臘經驗的作家在戰後開始即大力提倡的影響。馬華／馬來／印尼文學的交錯關係，緊緊地扣著四十年代的文化接觸經驗。

語言

兩位旅者對於在異域中如何面對陌生的語言，都提供了令人激賞的事蹟。郁達夫學習得較快，郁達夫亂離雜詩第四首其中有「閑來蠻語從新學，娵隅清池記鯉魚」的詩句，據鈴木正夫的考證，這首詩是在郁達夫從外島望嘉麗到對岸的蘇門答臘島的 Sungai Pakning 時所寫的，這是郁達夫剛剛踏上蘇門答臘本島時，由此我們知道他一開始流亡蘇門答臘時就開始學習印尼/馬來語。然而逼得他必須很快上手的原因，卻是他成為日本的通譯以後，當王任叔問他如何學習馬來語，他感慨地表示這涉及馬來人的皮肉之苦，他必須立刻學會，因為當其翻譯馬來語有所遲疑時，日軍即以為馬來人的言詞閃爍，隨之加以毒打一頓，逼得郁達夫不得不迅速進入情況，經過一段時間之後，郁達夫變得很有把握，以後替馬來人翻譯時， 如果聽到馬來人說得不很合乎日本人性格的話，他便代為修改一下，免得他們受到皮肉之苦。後來郁達夫在蘇門答臘結婚，對象雖是華裔女子，卻無法和郁達夫用華語交談，他們彼此主要是用印尼/馬來語溝通，由此也可看出郁達夫此時的印尼/馬來語水平已經達到相當程度。

郁達夫在巴爺公務時也開始學習荷蘭語，也是為了擔任通譯工作的緣故。郁達夫所以能學習荷蘭語很快，因為郁達夫自中學起即會德文，然後到了蘇門答臘以後，郁達夫到處收集荷蘭文圖書，每天卷不釋手，以致於很快上手。他甚至因此和當地一位荷蘭女子談戀愛，談得熱烈時這名荷蘭女子甚至想嫁給他，他考慮到在日本統治下，荷蘭人仍是被視為敵國人，為免日本軍人懷疑，郁達夫沒有答應。在許多人的記述中都提到了郁達夫是學習外語的天才，每到一處就到處收集外語書籍，然後整天閱讀，就這樣郁達夫在蘇門答臘期間，很快地掌握到在印尼所使用的最主要的共同語言，馬來語與荷蘭語。89

郁達夫是在這一群流亡蘇門答臘的文人之中最早開始學習馬來語的，也是最快上手的，此一作風很快地影響其他一起逃難的文人，後來政論名筆胡愈之也學會了馬來語，並且開始閱讀馬來語報紙，以便從中得知日軍的情勢，90也因而寫成了第一本以中文寫作的現代印度尼西亞語文法書，91他因此組織了讀書會，研讀資料，成員至少包括王任叔、邵宗漢、張楚琨、沈茲九及金丁等作家文人，這時候他們開始從馬來語的報紙上得知印度尼西亞革命的消息，他們也開始將馬來語的名稱改為印尼語，並且把研讀報紙研判時局的重點從日軍的動態，轉變到對印尼革命的關切上。這其中對王任叔的改變最大，他對印尼人民開始有強烈的同情， 對印尼革命更是不留餘力地支持。後來成為獻身印尼革命，投身印尼史的研究工作，成為中國第一任駐印尼大使，都是在日本統治下的蘇島流亡經驗開始。92而這一段日後對華人和馬來亞／印尼關係有重大影響的流亡接觸經驗，這些在中國作家開始學習印尼/馬來語言及文化習慣，就是由郁達夫的通譯角色開始的。

陳馬六甲也是學習外語的天才，當 1927 年八月陳馬六甲在馬尼拉被出賣而被美國殖民政府逮捕時，當時的 Manila Daily Bulletin 報導，「陳馬六甲被捕，一個爪哇布爾什維克黨人，會說各種語言，荷蘭語、英語、德語、法語、沓加洛語、華語、馬來語….」93實際上在當時他的華語衹是懂得一些。在他自己的記述中，他 承認其實當時他的華語能力還十分有限。當陳馬六甲第一次隱居在華南時，剛開始即有鄰居婦人對他十分照顧，陳馬六甲叫她 tao-chi(大姐)，曾經去過菲律賓， 然而因為陳馬六甲當時尚未學會福建話，他們之間很難真正有對話。94後來 tao-chi 因病過世，陳馬六甲也沒有記錄到他何時學會了福建話。但是在第二次隱居在華南時，其華語及福建話已經沒有問題了，甚至可以用以辦學校教授英語，參與村民生活，以及和學生討論思想問題。

83 關於新馬華人鼓勵印尼/馬來文學研究，並在南洋大學開設講座，見 Li Chuan Siu,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Malay Literature, 1942-1962. Yogyakarta: Penerbitan Yayasan Kanisius, 1975. pp. 42-43。

84 Pramoedya 雖然是印尼／馬來文學的代表人物，作品卻主要在印尼境外流傳，因此他的觀念和印尼國內主流有相當距離，關於這一點，參考 Anthony H. Johns, “Pramudya Ananta Tur: TheWriter as Outsider: An Indonesian Example” Cultural Options and the Role of Tradition: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Modern Indonesian and Malaysian Literature.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41-187。

85 Pramoedya Ananta Toer, Hoa Kiau di Indonesia. [印尼的華僑] Jakarta: Bintang Press, 1962.

86 Pramoedya 其作品在印尼國內多半都成為禁書，衹有在海外比較容易購得，這是和 Pramoedya 是共產黨員，並且因此而成為政治犯有關。前述 Hoa Kiau di Indonesia 也是禁書，在印尼國內流傳十分有限。

87 Pramoedya 在最近一篇文章談到英國在東南亞的殖民地和印尼的關係時，特別提到了陳馬六甲在英國屬地的華人社群的良好關係，他應該是熟知陳馬六甲的事蹟與作品。見 Pramoedya Ananta Toer, “G30S Tak Lain Metamorphosis Politik Anti-Konfrontasi Inggris .” Pengantar pada Buku Greg Poulgrain: The Genesis of Malaysia Konfrontasi: Brunei and Indonesia, 1945- 1965. Crawford House Publishing, 1997.

88 Soe Hok Gie 的漢名為史福義，Arief Budiman (Soe Hok Djien)的漢名為史福仁，兩兄弟都富有社會主義思想，成為六十年代印尼學生運動的知名領袖。見 Nanang Krisdinanto, 'Warisan Terakhir' Soe Hok Gie: Orang-orang di Persimpangan Kiri Jalan Penulis: Soe Hok Gie Penerbit Yayasan Bentang Budaya. Surabaya Post, Minggu, 07 September 1997. [史福義最後的軼事]

89 當時的荷屬東印度應該是以荷蘭語與馬來語並列為共同語，其中荷蘭語是官僚與精英知識階層的語言，而馬來語則為大眾的語言。見 Kees Groeneboer, Weg tot het Westen. Het Nederlands voor Indie 1600-1950, Een taalpolitieke geschiedenis. [通往西方之路：荷蘭語在印尼，一個語言政策的歷史] Leiden: 1993.

90 張楚琨，<胡愈之在南洋的七年>。胡愈之印象記>>。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1989，第 171頁。

91 沙平，《印度尼西亞語語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

92 關於王任叔在流亡蘇門答臘期間對印尼人民的態度的轉變，主要參考巴人，印尼散記>>。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93 Tan Malaka, Dari Pendjara ke Pandjara , 1948, Vol. I. pp. 158.

94 Tan Malaka, Dari Pendjara ke Pandjara , 1948, Vol. I. pp. 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