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節前不久，媽媽帶來了我的小提琴。這是把德國名琴，出自19世紀中葉德雷斯頓的一個提琴制作大師之手，它的原主人同樣有來頭：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一位宮廷演奏家，十月革命後不久流亡到上海。沒人知道他何以能在一個將古典音樂大師當成茶館裏拉小曲的江湖藝人的城市裏活這麽長久。二十年代末的一個炎熱的夏天，我的三叔公在一家當鋪見到他的時候，他身穿各色補丁的大衣，腳蹬露出腳趾的靴子。他臉色蒼白，發須蓬亂，一看便知如果他曾經填飽過肚子，那至少也是兩天前的事。他抱著他的小提琴，想當五十大洋。店主粗粗看了看貨，不耐煩地對老頭做手勢表示他只能出五塊大洋。通過手勢我的三叔公對這個俄國老頭說他感興趣，因此就成交。怕他兜裏裝著五十大洋回家的路上遭遇不測，三叔公一路護送。到了那裏三叔公才得知這個饑餓的俄國佬曾經是冬宮管弦樂隊的副首席。…

我繼續閉起雙眼撥弄琴弦，盡管我不能放松自己的神經，因為我有預感“老警”馬上會喝令我停止。當我睜開眼睛的時候，卻發現一群外組的犯人圍住了我的鐵床，他們之中竟然還有牢頭朱召鈞，剩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他就要服滿他的十二年刑期。張國鈞肯定以為牢頭來這裏找他商議關於他接任的事宜，支起身子，伸出食指對朱召鈞做了一個上他那兒去的手勢。當他弄清楚朱召鈞來這裏是為了聽我玩小提琴，就轉向我命令道：“你可以到外面場上去，別在這裏影響其他犯人休息。”

雖然憤怒，我卻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緒，只對他說了一句，“大年夜不必太認真吧。”沒想到他對我一聲冷笑，然後大吼：“馬上給我滾出去，不然看我砸了你的琴！”

“別這樣，有話好好說，”朱召鈞慌忙對他好言相勸。“別忘了今天是大年夜，是我們互相說吉利話，慶賀過去的一年平平安安，預祝新年風調雨順交好運的時刻。”…

朱召鈞曾經是上海一個教堂的執事。解放後，上海教會的主教，副主教和一批神職人員都被當作異己份子抓起來，鎮壓的鎮壓，判刑的判刑。作為極少數沒有受牽連的神職人員， 朱召鈞繼續留守，侍奉上帝，終於被政府派進去的一個同事告發，判了十二年徒刑。他說他們先送他去了安徽的一個勞改農場，然後調到這裏。我問他是不是還有每天禱告的習慣，他沒有直接回答我，卻反問，“你是不是認為禱告非要有一種表面的形式，就像你拉小提琴似的？”…

哈貝瑪斯在討論從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向“憲法愛國主義”的轉化時，提倡“改變民族身份認同的形式”，這一改變要將“用強權政治來表現自己的民族生活方式”轉化為“普遍確認的民主和人權”。哈貝瑪斯指出，文化民族性實際上是“在一個國家中的公民意識這個意義上的民族性。”文化身份必須包括“大眾在……特定歷史時刻對他們認為值得保存的東西的政治認同。”由於公民是一種憲法規定的身份，這種公民意識的文化民族性認同是一種“憲法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或“文化民族主義”不同，憲法愛國主義的“政治身份認同和以民族歷史為中心的、屬於過去的背景保持距離，”因而避免流於濫情表露、意氣用事。哈貝瑪斯認為現代社會應當實現一種能把分散的現代個體團結為共同群體的憲法愛國主義，而不是某種具有所謂純真一體性或者甚至排外情緒的民族主義。〔注10〕…

現代社會中民族文化認同與民族國家的關系，它的無可避免的政治性，它的自我實現標準與民主政治的價值觀的一致性，它和現代國家政治共同體成員有效身份(公民)的聯系，這些都要求我們把集體身份認同放到具體的政治社會環境中去細加審查。這本來應當是文化批評的題中之義，因為文化批評乃是涉及政治、社會的文化觀察和評價，而它的目的則更是與特定歷史時刻中的政治社會變革聯系在一起。我在這裏特別把公民性提出來，是因為作為具有社會、政治、文化意義的行為，共同體成員身份認同必須在公眾空間中才能表現出來。以公民身份從事的文化活動是一種社會參與，也是一種在最普遍意義上的政治性活動。…

由此也就不難認識共同體內有效身份認同的第二個條件，即主權國家及其社會的民主政治空間。有效的身份認同取決於在國內是否存在一個提出、討論和協商集體身份的公眾空間。只有在這樣的空間中，公民們才能決定他們的共同體應當具有怎樣的社會政治結構(或體制)和與之相適應的文化。對於共同體的公民性認同來說，國際和國內這兩個條件是缺一不可的。從構建性身份的價值取向來說，文化批評在國際間的自我肯定必須以共同體的自我構建和完善為目的，否則自我肯定只能是盲目的夜郎自大。…

近年來，在涉及中國文化問題的種種討論中，尤其是以西方為相對參照點的本土文化問題討論中，共同體身份問題的重要性越來越顯現出來。它特別體現為文化共同體的“我們”是什麽樣性質的集體主體這個問題。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某些文化論者以及他們為之代言的群體身份還大多停留在觀念模糊的“中國人”的層次上。作為中國文化參與者的“中國人”究竟是怎樣一種集體身份呢？具有這種身份的人們又處在一個什麽性質的共同體之中呢？這種共同體是否能僅僅從“文化”特性得到界定和說明？怎麽樣性質的共同體身份才能保證這種身份的擁有者進行有效的文化參與？有效文化參與又和共同體存在的哪些其它方面有關？文化討論的深入已經把這一系列問題擺在了我們的面前。在本文中，我想就這些問題提一些初步的看法。

 一、共同體身份認同：存在和“好”的存在…

 “異見”是以公開表示異見為標準的，至於一個人心裏怎麽想，那是看不出來的。後來發現，1989年前許多東德人就已經在不滿黨和政府，但由於沒有公開表現，所以誰都以為別人都很滿意黨和政府。對此，一位萊比錫的異見者後來寫道：“沒有人知道別的地方的人們也不滿，這是最可怕的。要是知道別人怎麽想，情況就不同了，那會很令人鼓舞的。”嚴格防範不滿言論的公開出現和傳播，控制公共媒體和集會，讓所有的人陷入一種孤獨的境地，這是極權統治的必要條件。…

群眾加入組織，成為組織成員，被放置在一個“正確政治”的環境之中，相互監督，相互模仿。有些事情，如開會、談體會、說空話、機械重覆，看起來沒有意義，沒有效果，但其實是發揮著重要作用。1952年，東德共產黨發起一個百萬人寫信的運動，要求東德人給在西德的親朋好友寫信，告訴他們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黨印發了一本題為“在統一與和平鬥爭中，你的信是啟蒙利器”的小冊子，為寫信提供指導，這次運動是由群眾活動協調組織“國家陣線”發起的。寫信的人未必真能寫出什麽打動收信人的作品來，對於他們，做寫信這件事，比做這件事有什麽效果更重要，因為這表示寫信人響應了黨和國家的號召，是一個愛黨愛國的公民。寫信因此成為一種集體性的效忠行動。當一個不情願寫信的人看到別人個個都在寫信時，他知道自己不寫是不行的，這件事對他的警示和教育作用會讓他在別的事情上也更積極地與他人保持一致。中國的許多“無效”運動，如大煉鋼鐵、“除四害”、“大躍進”，並不純粹是一種浪費，而是對管制民心、統一意志很有助益的集體活動。…

納粹在1942年9月的一份黨內指示中提醒黨的領導們：“元首反覆強調，黨領導之間的不同意見一定要對外保密。”希特勒的“反覆強調”說明內鬥在不斷發生，正因如此，對外保密才格外要緊。一個自稱代表絕對真理的黨當然不能讓群眾看到，黨的高層其實並未被這個絕對真理所統一。但是，再極權的黨國也不可能單靠那些只忠誠而不能幹的人來運轉，它必須起用一些“能幹”的人。然而，他們雖然忠誠，但卻不是完全沒有自己的想法。黨內高層領導中，那些最能幹的人，恰恰是最能看清黨的弱點的。但是，這些人卻又總是在加倍小心地與其他人保持一致，以免遭到排斥出局的命運。…

20世紀70年代，蘇聯勃列日涅夫統治下的“再斯大林化”時期，蘇聯作家葉甫圖申科碰到過這樣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在西伯利亞的夏令營和一群青少年坐在篝火邊，一位年輕姑娘提議“為斯大林幹杯”。

 “為什麽要為斯大林幹杯?” 葉甫圖申科問她。

 “因為那時候所有的人民都相信斯大林和他的理想，他們戰無不勝。”她說。

 “你知道在斯大林統治下，有多少人被逮捕嗎?” 葉甫圖申科問。

 “嗯，大約二三十人吧。”她答道。

 坐在篝火邊的其他學生和這位姑娘年齡差不多，葉甫圖申科也問他們同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