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者：拉金的詩《晨歌》, 你感覺如何？在詩中，他認為宗教是一種詭計，並且稱其為“巨大的、蟲蛀的、動聽的錦緞/創想出來，只是為了假裝我們永遠不會死去”。

米沃什：我知道拉金的《晨歌》，對我來說，這是一首可惡的詩。我不喜歡拉金。他是一個出色的工匠，的確很好。作為一個具有獨特風格的人，我把他排在很高的位置，因為他準確地示範了我的理想——以清晰的意義寫作清晰的詩歌，而不只是依靠主觀的印象；但是，我不喜歡他的詩，我認為有些病態，喜歡不起來。

采訪者：怎麽病態？

米沃什：在當下的、絕望的宇宙觀，或世界觀方面，表現得過於病態。在我看來，在他的詩歌里，沒有啟示。甚至他的書信也使他的朋友沮喪，因為它們充滿了仇恨，尤其是對於黑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等等，持有種族主義的仇恨。他是一個非常沮喪和不快樂的人，絕望的人。他擺出一副渴望虛無的姿態，與生活作對——而這並沒有給他帶來太多東西。我擔心，我們可能已經完全失去了將道德標準應用於藝術的習慣。因為，當有人告訴我說，拉金是一個偉大的詩人，並且認為放棄全部人的價值足以寫出偉大的詩歌，我是深表懷疑的。也許那是我的教養和本能在說話。我的座右銘是小林一茶的俳句——“我們走在地獄的屋頂/凝望著花朵”。落入反諷、挖苦，這有點廉價。空虛和殘忍，這是拉金世界觀的底色，它們應該被作為一個基礎而接受，在此基礎上你的作品應該朝向某種光明的東西。

采訪者：語言如何準確地捕捉世界？

米沃什：語言不能捕捉一切，語言也不只是任意的。某些詞語，比在純粹的習慣用法里，有著更深的含義。所以，我拒絕稱語言是任意的，但是，我也不會將語言縮減為“寫作”（écriture），或者寫作的工具和寫作的內容。

采訪者：在你的《省份》一書里，有一首散文詩《一個哲學家的家》，你將“一名攝影記者的激烈熱情”歸之於神。這是否描述了你的理想——“作為見證者的神”？而它是不是一個詩人可以努力去做些什麽的理想？

米沃什：是的。雖然我還應該說，詩人就像一隻置身於一塊大奶酪里的老鼠，興奮於有太多奶酪可吃。正如我提到的，惠特曼是一個對我產生了強烈影響的詩人。惠特曼想擁抱一切，把一切都放進他的詩歌，我們可以原諒他無限的詞語之流，因為他竭力想要擁抱盡可能多的現實。我想，在死後，我的生命的形象，從某種角度說，應該與“無限的追獵”（這是布萊克的一個用語）聯系在一起吧。

采訪者：你曾定義“詩是對真實的熱情追求”？在你的創造中，是否曾經獲得那樣的“真實”？

米沃什：真實，我的意思是說，神，一直是深不可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