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也許可以承認，按照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欲望，電腦人不會產生這樣的東西。那我們能不能重新定義欲望？我們不可能單單重新定義欲望，為此，我們需要重新定義感知、感情、理解、理想、精神，一句話，我們需要重新定義人。

我並不是在主張有一種亙古不變的人性。今人的人性不是一萬年前智人的人性。在那時的智人看來，今人的人性已經面目全非。不過，人性的改變和技術造就的改變不是同種類型的改變——人性的改變不是設計出來的。（歷史上不止一次有政治家和思想家企圖通過設計來改變人性，但他們無一例外都失敗了。）簡單說，人性的改變坐落在人性的連續性之中，這樣的改變我們稱作生長。對這種連續性的變化，調整定義是有意義的，但對人工智能，幹嗎非要用它來重新定義人呢？…

我們年輕時候讀歐洲思想史、觀念史，讀到巴黎的沙龍文化，歐洲各國的沙龍，好生羨慕，人家文化發達，都說跟這些沙龍有關。後來，我們自己也試著辦沙龍，可一群五大三粗的男人，怎麽辦都像吵架會，不像沙龍。翁菱女士風雅寬容，她主辦的玉河夜話是名副其實的沙龍。

今天的主題是人工智能。這個題目，我沒做過研究，但翁菱指定我發言，我就說說我的零零星星的思考，拋磚引玉吧。

最近這些年，最火熱的技術好像是兩種：生物工程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這兩大門類的技術都很了得，不僅將大規模改變世界的面貌，而且將改變人自身。我常說，這是兩面夾擊，人工智能要把機器變得越來越像人，生物工程要把人變得越來越像機器。…

文化比較學的主體內容是繞一個學術用語的圈子來證明本族文化的優越。無怪乎弱勢民族特喜歡這門學問，因為強勢民族要表明自己優越性的時候通常會采用直接的手段。文化比較學家赤誠可感，唯於事無補耳，就像誰要想成為工業強國，有效的辦法是自己生產出像樣的產品來，靠不上一場又一場抵制洋貨的運動。

比喻在不同類的事物中發現共同點，比較則從同類事物的差異入手。…

極端的進步觀把形形色色的文化都排在一條直線上，分出它個上下高低來。文化特殊論的立論正相反：每種文化都有自己一套獨特的價值標準，因此是無法比較的。你打橋牌，我下圍棋，怎麽比得出誰高超？任何衡量標準都與特定文化相關，沒有超乎一切文化之上的自然標準。說不定拿各種文化來一比高低這種想法就是某種特定文化的產物呢。形形色色的文化只有不同，沒有優劣之分。

中國人先前認為華夏文明世界第一，後來在可以直接比較的方方面面都比不上西方，終於產生了一種文化自卑感。文化獨特論既不自稱高人一等也不承認低人一等，算是中平之論。

但我們說所有文化都平等，只是面對西方文化時才說的。倒不是咱們中國人采用了雙重標準，說實話，坦桑尼亞和巴布亞.新幾內亞哪兒有什麽文化呀，所以也談不到平等不平等。…

餓了，要吃，這是生理。有好炒乾煸牛肉絲的，有好烤牛排的，有用筷子吃的，有用刀叉吃的，這是文化。你們吃肉不吃魚，他們吃魚吃牛不吃豬，你們見面作揖，他們見面握手。從自然的角度看非必如此而在實際生活中人皆如此的行為模式，就是文化。你到歲數想倆人往一塊兒睡，這是自然，你穿件白紗裙子上教堂照好多相片，這是文化。

雖說文化「從自然的角度看」非必如此，但人本來就是一種「非必如此」的動物，一種文化動物；就像鯨魚是一種水生動物，回頭是岸，卻還是遊在海裏自在。…

07

我們也應該像小漢斯那樣，將我們自己的文學搞大，搞成史詩，搞成神話。

如今的青少年，也就是你們，也都有小漢斯的能力：萌、宅、基，如在當代藝術家的村上隆的動物作品中所表現的那樣 。

青少年的慾望是：絶不讓任何插足到他與慾望之間，父母也不行。

這是萌、宅、基本身帶有的力量。

萌、宅、基是青少年抗拒那個俄狄普斯三角的基本姿態。是你們搞自己的文學的起點。…

06

普魯斯特要我們將我們的每一個文學文本，都改裝成供我們自己使用的一部文學機器，也用它去愛，去結婚，去成家。而卡夫卡是在示範我們如何從單身機器走向冩作機器，而使我們自己成爲文學機器，成爲文學文本本身。

搞文學，將它搞大，是我們自己去冩出我們自己。搞文學，是要像卡夫卡那樣，將我們週圍的一切，也就是家庭、法律、官僚系統、中國長城等等，冩進我們自己的劇本里，不是用嘴，而是用唇去説。

卡夫卡將俄狄普斯情結轉變成了冩作機器。通過他自己身上的單身機器也就是…

普魯斯特認爲，愛的技術是妒忌。真相是被出賣和背叛時才現身的。它現身於敵人、側面和末屑之上（德勒茲，《普魯斯特與符號》，p. 135）。只有妒忌的戀人才能在那張他她已無法理解的回笑的戀人的臉上發現它。普魯斯特筆下的愛，因此也是萊布尼茨的愛的單子學： 是將被愛者制列化和分組。愛好多個人，但將他們放進同一個實驗組。被愛的人於是成了愛人的單子之內的囚犯。我們的愛無法用被愛的人的特性，也不能用我們愛時的心理狀態，來解釋。這是因爲，愛時，我們是在玩關於本質的遊戲：同一個男女主人公替我們扮一制列角色，提供重復和差異給我們來破譯，來練習我們玩關於本質的遊戲的能力。在《追憶》中，敘述者愛了四、五個人，但一直在玩同一種關於本質的遊戲（正如在侯麥的電影中）（同上，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