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比較學的主體內容是繞一個學術用語的圈子來證明本族文化的優越。無怪乎弱勢民族特喜歡這門學問，因為強勢民族要表明自己優越性的時候通常會采用直接的手段。文化比較學家赤誠可感，唯於事無補耳，就像誰要想成為工業強國，有效的辦法是自己生產出像樣的產品來，靠不上一場又一場抵制洋貨的運動。

比喻在不同類的事物中發現共同點，比較則從同類事物的差異入手。

要是把中西比較放在更多的文化類型的背景下，我們會發現這兩大支文化簡直太相近了。兩種文化都提倡勤勞致富，尊崇建功立業，並注重記載自己的歷史。這差不多是理所當然的——要不是具有這些相類的品質，很難想像恰恰是這兩大支文明數千年生生不息，不斷創造出繁榮昌盛的局面，雄視周圍世界。這種優越的歷史，反過來又增強了這兩支文化的共性：這兩種文化都具有強烈的優越感，同時具有深厚的寬容精神和人文精神。

價值系統隨文化而異。就像概念系統隨語言而異。但不同語言之間竟是能翻譯溝通的。這是因為，語言是從自然中生長出來的，語言之外，有著一個共同的世界。兩個說不同語言的聰明人關在一個牢房裏，什麽都不許作，只許說話，誰也教不會誰另一種語言。放他們出去，一起蓋房、打獵、捕魚、種地，像魯濱遜和禮拜五那樣，他們很快就學會了對方的語言。

一種語言包含著對待共同世界的一個特殊視角，同時又反映著一個民族的特殊歷史和生活方式。有些高度凝聚著這些特殊性的概念是無法翻譯的，如「仁」「義」「官」「福」。但它們可以得到解釋。翻譯不會是完會的，解釋也不會是完會的。不過我們對自己的語言和文化也不是完會清楚的。

我們學習一門外國語，是按照漢語的習慣來理解的，還是照那門外語的習慣來理解的？如果只照漢語的習慣，我們連一個聽起來自然的外語句子都說不出來。但也不可能完全按外語的習慣，因為我們時常說得生硬、勉強。我們處在這兩種習慣之間。最關鍵的，是我們並不因此制造出第三門語言來。

我們並不需要一套獨立於各文化之外的價值標準，就能夠跳出一種特定模式來了解別的文化，評價不同的文化。就像我們比較甲物和乙物孰熱，並不需要站在絕對零度之上。

五筆字型輸入比較快，可學起來比較費事，坐地鐵比坐公共汽車快，可是比較擠。事事時時，我們都在比較。他老婆比我老婆漂亮，我兒子比他兒子聰明，他比我有錢，可我比他德行好。

有技術性的比較，有總體性的比較。比較動車還是跳馬的得失，是技術性的，比輸贏，是感性的。棋手上場，是來比輸贏的，但行棋之際，腦子用在技術性的比較考量上，一腦門子輸贏，反倒影響行棋了。我儕尚未超凡入聖之時，難免計較得失，比量高下，但權衡而至於患得患失，最後是得是失先已經損了。權衡計較終有竟時，什麽也代替不了痛痛快快幹它一場。凡一為事就要與人一比高低，就可算作病態了。畢竟天下之大，容得獅虎，也容得鷗鶴。

一向優越的，和一向居劣勢的，較量一番的沖動較弱。曾居優勢而退居劣勢的，沖動最強。於是中國好「比較」。比較比較，不只是對比一下，還有一番較量的沖動在後面。這點兒沖動，要老是用在比較上，倒是可惜了。要真恬然於中國文化的獨特性，我們何不高高興興幹點兒自己高興幹的事情？（文章來源：《東方》1994年第1期）